我們遺忘的道

原文：The Lost Dao 作者：Audrey Tang, E. Glen Weyl and the Plurality Community 譯者：唐鳳 Audrey Tang, 周宜蔓 Gisele Chou

工業和科技發明，創造了相關行為模式手段的變化，從根本上改動了其間接後果的數量、特性和地點。然而這些變化是政治形式的外在表現，政治形式一旦確立，就會依循自身的動力而持續下去。因這些變化而產生的新興公眾，長期以來一直是初創狀態、未組織化的，因為它並無法套用在既成的政治機構。後者如果是精心設計的和制度化良好，則會阻礙新興公眾的組織。這些阻礙了國家新形式的發展，但如果社會生活更具有流動性，更少地積累在既定的政治和法律模式中，這種發展形式可能會迅速發生。公眾必須打破現有的政治形勢來發展自身。這很難做到，因為這些形式本身就是實施變革的常規手段。產生政治形式的公眾正在消失，但權力和佔有的渴望仍掌握在即將消失的公眾所建立的官員和機構制度手中。這就是為什麼國家形式的改變往往只能通過革命來實現。-- John Dewey，《The Public and Its Problems（公眾及其問題）》，1927 年

關於電腦技術的發展和利用的決定不僅要 "符合公眾利益"，而且要讓公眾自己有辦法參與到塑造他們未來的決策過程中。-- J. C. R. Licklider，《Computers and Government（電腦與政府）》，1979 年

對社會的多元理解能否為社會轉型奠定基礎，就像量子力學和生態學等領域給自然科學、物理技術和我們與自然的關係所帶來的那樣巨大的變化？自由民主國家經常自詡為多元社會，這似乎表明它們已經從多元社會科學中汲取了可用的經驗。然而，儘管有這種對多元主義和民主的正式承諾，幾乎每個國家都被迫在現有資訊系統的限制下，將社會機構同質化和簡化為一個一元化的原子主義模式，這與它的價值觀直接衝突。建立在它之上的多元社會科學和多元技術（合稱「多元宇宙」）最大的希望，是利用資訊技術的潛力開始克服這些限制。

現代性的侷限

私人財產、個人身分和權利、民族國家民主。這些，是大多數現代的自由民主國家的存在基礎。然而，它們的根本是建立在一元原子論的基礎上。個人是原子，民族國家是連接各個原子的而成的一個整體。每個公民在綜觀的整體看來都是平等和可被替換的。而不是被視為構成社會結構的關係網絡的拓樸而存，每個國家都只是其中的一個社會群體。政府機構被視為與自由的個人相互連接、無中介的關係，儘管，在某些情形下，聯邦機構和其他的關聯機構（如城市、宗教或家庭）會介入其中。

現代社會的三個基本制度最鮮明的體現了此一結構：財產、身分和投票。我們將說明在每個情景中是如何作用的，再一步探討多元社會科學如何挑戰一元原子論的侷限，並替其找尋出路。

財產

簡單又廣為人知的私有財產形式，是全世界民主國家最常見的所有權形式，對此形式大多數的限制和強加都是政府實施的。多數房屋歸屬個人或家庭所有、或規出租給他人或家庭的房東所有。大多數非政府集體所有制採與標準故份公司的形式，遵循著一股一票和股東價值最大化的原則。雖然，基於社區利益對私有財產所有者的權利進行了嚴格的限制，但這些限制絕大多數採取的方式為國家、省／州和地方／市等少數政府層面進行監管的形式。

這些做法，與歷史上大多數人類社會的財產制度，形成了鮮明對比。

身分

在漫長歲月裡，人們出生在以親屬制度為基礎的家庭中。以親屬為基礎的制度上提供了一切、生計、寄託和意義，而且在大多數情形下是不可避免的。不需要 "官方文件"，它們並沒有任何意義，因為你的出生在社會宇宙中的一個地方，在那裡與你認識、和認識你的人互動一生。這些以親屬關係為基礎的制度在歐洲這塊大陸開始被打破，約莫 500 年前開始，天主教會強制推行禁止表親婚姻的婚姻制度與家庭習俗。這就是約瑟夫·亨里奇（Joseph Henrich）在他的《世界上最怪異的人：西方如何在心理上變得特別和繁榮》著作中所闡述的，也是今日大眾所認識的西方的萌芽。

到 1100 年，新型的自願結社機構開始出現了，修道院、大學、特許市鎮、行會出現，填補了以親屬關係為基礎的機構所留下的空白。瘟疫帶走了總人口⅓，很大程度上可以說它也擾亂了社會秩序。這些新的社會形態也催生了一種新的心理，即：人們將自己視為「個人」（他們可以完全離開家庭，去一個遙遠的小城鎮或加入一個修道院），因人們主要與非親屬交往，非個人的親社會性出現且成為常態。這些新的制度和非親屬的廣泛交往也形塑了前資本主義市場、早期契約法和植根於契約規則的治理過程的出現。

你在哪裡、你適合在哪裡，不再 "順從" 於親屬關係。因此，隨著人們開始往四處流動，新的機構形成了以文本為基礎的系統以記錄誰屬於他們，誰接受了教會的洗禮、誰是城鎮居民、誰是行會成員、誰是軍隊士兵、誰是醫院病人等等。自由民主國家的身分系統植根於教會在日誌中紀錄洗禮的慣例習俗。從十五世紀開始，經過了幾個世紀演化，逐漸轉變為由國家管理的制度，一個人出生的登記並向父母發放出生證明。出生證明這一個文件仍然是所有其他國家頒發的身分證件（如：駕駛執照、國民身分證、稅號／退休金號、護照）的基礎文件。

值得注意的是，普遍出生登記是近期才出現的現象。美國在 1940 年才落實。1987 年，美國聯邦政府開始與進行出生登記的縣級政府合作，實施出生人口統計，對政府安全號碼進行普遍登記制度；這也與一項新的稅相吻合，該法要求父母申報納稅的子女必須擁有社會安全號碼。在世界上許多國家仍未普及出生登記。

這些文件的實踐，意味著身分的某些方面，可以從個人直接關係中剝離出來，與國家建立新的正式關係。這種關係的基礎是出生時的初次登記和隨後在成年早期簽發文件的二次登記。國家簽發的這些文件也是許多其他類型機構的基礎信任錨點，這些機構在人們登記／註冊時會要求人們提供文件。

舉例包括了：兒童運動隊（確定年齡）、宗教機構（在與兒童一起工作之前要求他們對人們進行背景調查）、雇主（確認姓名、稅號和工作資格）、教育機構（確認姓名和出生日期）、醫療保健提供者（確認姓名和出生日期）、邊境檢查的官員（確認姓名、出生日期和公民身分）。這些證件是關於人的抽象表述，但具有普遍性，使人們能夠在這世界上游刃有餘。而不是基於 "他們認識誰" 或 "他們適合哪裡"，在一個以親屬關係為邊界的狹隘的社會宇宙中，而是做為相對於國家的抽象的普遍意義上的人。

這樣看這些結構，它們與大部分的人類歷史和多數地方的結構大相徑庭。然而，在人類歷史上與大部分地區，人們出生在一個大家庭中，基本上永遠無法離開這個家庭和他所處的環境。 "WEIRD（西方、教育、工業化、富裕、民主）" 社會的創新意味著人們在人類歷史上首次可以脫離他們所處的情景，從一所大學進入另一所大學，從一個城鎮駛往另一個城鎮，或者離開一個行會並在一個新的行會中接受培訓，做為生活的正常部分。

在自由民主國家中，最常見的身分識別與驗証機制是護照、身分證或其他具有類似用途、由政府頒發的證件（比如：駕照或社會安全卡），即使這些證件最初是使用在其他目的上 ; 還有一小部分政府頒發的重要證件（比如：出生登記和結婚登記），以及對鑰匙或智慧手機等實體物件的控制，這樣的情形越來越常出現。姓名通常遵循著一種標準結構：典型的父系姓氏，與父母在孩子出生時起的名字相結合。另一個重要的證書——教育制度——則更加多樣化，因為有大量的培訓課和教育機構提供證書。然而即使是學歷認證，也幾乎都符合一種限制性的結構，意味著它是少數 "學位" 中的一種，其來自於具有特定的 "Carnegie unit" 結構的課程（據定義上說，與教師一起學習 120 個小時）出現的。

我們有機會，將這些國家機構至其他正式機構的文件，拓展到相近機構與網絡機構。目前，我們正在努力開發共同的方法，以支持在「開放認可」社群中開展這項工作的社群。

投票

大部分的自由民主國家，"一人一票" 原則被視為民主進程的神聖核心。當然，各種代表制（聯立制與單一選區制）、制衡機制（兩院制與一院制、議會制與總統制）以及聯邦制的程度都以多種方式變化和組合。憑著多數決或超級多數決，就可以無視於組織的社會組成，而做成決定的想法，是人們通常理解民主的核心。

當然，也有一些有限的例外情況，在許多方面證明了此一規則。最明顯的兩個例子是 "遞減比例"（degressive proportionality）和 "協商民主"（consociationalism）。許多聯邦制國家（如美國）採用了比例遞減原則，我們稍候將再次討論這一個原則：即相對於人口而言，較小的次單位（例如全國投票中的省份）相對的在代表其人口時被過度表示。

一些國家還有聯合結構，其中指定的社會群體（如宗教或政黨）同意以某種特定的方式分享權力，從而確保即使某個群體的投票占比下降，他們也能保留一些歷史權利。從而確保即使某個群體的投票占比下降，他們也能保留一些歷史權利。然而，這些反例很少，且通常是持續爭議的主題，有很大的政治壓力要求朝向一人一票的標準方向進行「改革」。

再一次，這也與世界上大部分地區和歷史上大部分的決策結構形成了鮮明對比，包括那些涉及廣泛和多樣化的代表。

因此，與大部分的人類歷史和經驗對比之下，多數自由民主國家的公共行政標準形式是期望財產主要做為個人（或家庭）持有財產、和另一種是追求利潤的商業企業，而對二者的大部分檢控由政府實施執行。這種制度在文藝復興和啟蒙運動期間開始發展，當時，傳統的、以公地為基礎的財產制度、以社區為基礎的身分和多部門代表被掃地出門，而成為現代國家的 "理性" 和 "現代性"。這個系統在十九世紀的工業和殖民時期鞏固並真正征服了世界，並在馬克斯·韋伯（Max Weber）那裡被封為典範。它在二十世紀中期的「極端現代主義」達到了淋漓盡致的呈現，當時財產被進一步合理化為規則的形狀和尺寸，身分文件被生物識別技術加以強化，而一人一票的制度被推廣到廣泛的組織。

世界各地的政府和組織採用這些系統有一些很好的理由。它們簡單易行，因此具有可擴展性；它們使來自非常不同背景的人能夠迅速了解對方，從而進行富有成效的互動。基於公有財產的制度會抑止創新，而私有財產則通過減少那些可能阻礙變革的人來替發展和貿易掃清了道路。如果沒有一個單一、統一、清晰的權利資料庫，社會福利計畫的管理者將會很難提供廣泛的養老金和失業救濟。而要達成向美國憲法那般的微妙妥協，更不用說那些足以跟上現代世界複雜性的妥協，很可能會破壞民主政府擴展的可能性。

事實上，這些制度是讓現代富裕的自由民主國家崛起、繁榮和統治的核心，就像牛頓力學和歐幾里得幾何學的見解，給了這些文明席捲地球的物理力量。然而，正如歐幾里得-牛頓的世界觀被證明是嚴重有限和幼稚的一樣，多元社會科學也是透過強調一元化原子主義社會體系的侷限而誕生的。

多元社會科學

或許，對於現代秩序的侷限性最鮮明的標識，正是我們不必處於殖民不滿或社會的邊綠就可預見。事實上，一些最傑出、最受人敬重的基礎制度創始人物，也是對這些制度最尖銳的批判者和重塑者。亨利·喬治（Henry George），是美國乃至全球最暢銷和最具影響力的經濟學出版作者，他以對私有財產的尖銳批判而聞名於世。格奧爾格·齊美爾（Georg Simmel）是社會學的創始倡議者之一，他提出了 "網絡" 的概念，更以此批判個人主義的身分概念。約翰·杜威（John Dewey）被公認為美國最偉大的民主哲學家，他認為，標準化的國家與國家機構，只碰到了民主真實訴求的最表面。諾伯特·維納（Norbert Wiener）創造了 "模控學"（cybernetics）一詞，用於研究此類豐富的交互系統。通過感知其所突顯的邊框侷限性，我們可以依照如此來想像在盒子外的社會世界。

亨利·喬治與網絡價值

我們對卡爾·馬克思（Karl Marx）和亞當·史密斯（Adam Smith）的記憶可能更為深刻，然而亨利·喬治可說是綜其一生與生後，對於近代影響最深遠的社會思想家。做為多年來除了《聖經》以外最暢銷的英文書籍《進步與貧困》的作者，喬治激發了、可以說創立了二十世紀初許多最成功的政治運動，甚至擴及了文化藝術，包括：

• 作為紐約市長選舉中幾乎成功的聯合工黨候選人，他影響了美國中左翼政治；
• 進步運動和社會福音運動，這兩個運動的名稱都可回溯至喬治的貢獻；
• 創立中華民國的國民革命，其創始人孫中山的「三民主義」來自喬治，就像列寧和毛澤東從馬克思那裡汲取了養分一樣，導致（連動）了今天臺灣對喬治思想的持續崇敬；
• "大富翁" 遊戲起源於 "地主遊戲" 這一種教育手段，旨在說明另一套規則如何能夠規避壟斷並實現共同繁榮。

亨利·喬治撰寫了許多專題作品，助於倡議無記名投票等理念。而他最出名的則是主張對土地徵收 "單一稅" ，他認為，土地的價值永遠不可能屬於個人所有。其最有名的描繪，是讓讀者想像一片開闊的大草原，草原上到處是美麗而同質成份的土地，定居者來到這裡後，為她的家庭隨意選擇了一塊遼闊的土地。當未來的定居者到來時，他們會選擇在第一位定居者附近作為居所，以便享受陪伴、分工並且共享學校和水井等設施資源。隨著更多的定居者的到來，他們繼續選擇群居的形式，土地的價值也隨之攀升。在幾代人之後，第一批定居者的後代發現自己是繁華都市中心大部分地區的地主，他們幾乎不費吹灰之力就富有的令人無法想像，只是因為一座大城市就建在他們周圍。

喬治堅持認為，這些土地的價值無法就如此簡單的被劃分予該家族：這是一種集體產品，應該被徵稅，而這種稅收不僅只是劃分，且對於經濟發展極其重要，這一點尤其被後來的經濟學家強調，包括本書作者之一在內。此類稅收，尤其像臺灣那樣經過精確設計的稅收，可以確保土地資產所有者必須將他們的資產用於生產性用途，或讓其他人這麼做。這些所提供的收入可以支持共享基礎設施（如學校和水井），這也讓土地更加增值，這樣的觀念被稱為「亨利·喬治定理」。

不過，儘管這樣的論點，被證明對列夫·托爾斯泰（Leo Tolstoy）到阿爾伯特·愛因斯坦（Albert Einstein）具有吸引力，但在實踐的過程中，提出的問題遠比它可以回答的要多得多。僅可以說，土地不屬於個人所有者，但無法清楚說明土地究竟屬於誰、或是屬於何者。城市？民族國家？整個世界？

鑒於這是一本關於資訊技術的書，舊金山灣區本身就是一個非常好的例證。本書兩位作者和喬治本人都曾在這裡生活過一段時間，在這裡有著世界上最昂貴的土地。而這片土地的巨大價值屬於誰呢？

• 當然，這些價值不會直接歸於那些因為運氣、有幸目睹電腦產業在周圍發展起來，且又剛好擁有這些房屋的屋主。那麼，也許應該分配給附近各個城鎮？許多改革者主張，這些城鎮本來就是分落四散的、也往往會阻礙發展，因此這些土地價值倍增的奇蹟，很難就這麼被劃分為它們的貢獻。
• 或許，是史丹佛大學和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許多學者將矽谷的活力成因主歸功於這兩所大學。當然，這兩所大學發揮了一定的作用，但將灣區土地的全部價值歸功於兩所大學是很奇怪的見解，特別是它們是在美國政府的財政支持，以及全國其他大學的協作下取得成功的。
• 也許是加利福尼亞州？但是國防工業、創造網際網路的學研複合體（如下所述）和政治機構等等作用，可以說都遠大於州級政體所創造的任何作用。
• 那麼是美國嗎？不過當然，軟體產業和網際網路是全球現象。
• 那是屬於全世界嗎？除了根本不存在可以有意義的接受和分配這些土地價值的世界政府之外，將所有土地的價值抽象到這樣的高度，也是一種等於放棄討論的方式：顯然，對於軟體產業的價值來說，上述許多實體都比簡單的「整個世界」更為相關；如果我們持續抽象下去，結果總是全球政府管理一切。

而讓問題更加複雜的則是，財產上獲得的收益只是其所有權的一部分。法律學者通常將財產描述為一組權利的綑綁："使用權"（進入／訪問土地的權利）、 "擁有權"（建置或處理土地的權利）、"收益權"（從中獲利的權利）。誰在什麼情況下可被允許進入灣區的土地？ 誰應該被允許在灣區土地上建設、或是向他人出售可如此行動的獨家權利？在喬治的著作中並沒有考慮到這些問題，更不用說解決了。從這一點來思考，他的作品更像是一份邀請，幫助我們得以超越私有財產制度它提供的簡單答案，這也或許是為什麼他極具影響力的思想，只在愛沙尼亞和臺灣等少數國家（誠然非常成功）得到部分實施的原因。

• 喬治邀請我們思考和想像設計的世界，是一個「網絡化價值」的世界，在這個世界裡，不同規模的實體（大學、城市、民族國家等）都在不同層次上為創造價值做出了貢獻，就像電波和神經元網絡在不同程度上為粒子在不同位置被發現的概率或思想在頭腦中發生的概率做出了貢獻一樣，就正義和生產力而言，資產和價值應該在不同程度上屬於這些網絡。就這個意義上，喬治是多元社會科學的創始者。

齊美爾，多元交織的個體／分身

如果說，喬治的著作中隱含著網絡思想，那麼大西洋彼岸的另一位思想家則將其更為明確化且意外地證明出了。格奧爾格·齊美爾 (Georg Simmel)，他是二十世紀初的德國社會學家，他也是社會網絡思想的先驅者，開創了關於社會網絡（Social Networks）概論。他的作品被誤譯為 "web"，這個詞最終承載了全球的資訊。在 1955 年翻譯齊美爾的經典著作《社會學》一書時，賴因哈德·班迪克（Reinhard Bendix）選擇將齊美爾的想法描述為「社交關係網」，而不是他所說的 "幾乎毫無意義" 的直接翻譯："社交圈的交集"[^45]。如果他做出不一樣的翻譯選擇，也許當代的尖端技術概念「全球資訊網（world wide web）」，會和具代表性的社會運動概念「多元交織性（intersectionality）」互相交換名稱：人們會談論交織的「資訊圈」，以及社會的「壓迫網」。[^46]

齊美爾的「多元交織」身分理論提供了另一種選擇，可以取代傳統的個人主義／原子論，也可以取代集體主義。（「個人主義／原子論」在當時的社會學中，以馬克斯·韋伯的研究為代表，對 ES 影響很大；「集體主義」則出現在卡爾·馬克思的思想中，並且對 AT 具有深度影響）。他認為這二者分別代表了對於更複雜的基礎理論的極度簡化／投射。

在他看來，人類是與生俱來的社會性動物，並沒有原始、分離的個體身分。人類必須通過參與社會的、語言的、團結的群體，才能獲得自我意識、目標和意義。在簡單社會中（比如，孤立、農村或部落型態），人類終其一生絕大部分時間，都在與同一群人互動，或是如他所形容的，與同一個 "社交圈" 互動。這個圈子定義他們的（主要）集體身分，而這也是為什麼，大多數研究簡單社會的學者（例如，人類學家馬歇爾·薩林斯）在方法論上，都傾向於集體主義觀點。

然而，在更為複雜／城市／現代化的社會中，社交圈則顯得更為多樣。人們在某個圈子裡工作，在另一個圈子裡信仰敬神，在第三個圈子裡關心政治，和第四個圈子一同消遣，在第五個圈子裡為球隊加油，又自認被第六個圈子岐視排擠。這些多樣的認同，構成了一個人的身分。這些隸屬關係越多、越多樣化，其他人就越不可能恰好位於相同隸屬關係的交織處。

隨著這樣的情形展開，無論在任何時候，個人與周遭人群共享完整自我意識的程度，平均來說都減少了。正面來說，個人開始認知到自我的「獨特性」，負面來說，則感受到了「孤立／不被理解」。這也創造出了一種 "個性化" 的意識感受，也有助於解釋為何專注於複雜城市環境的社會科學家（例如：經濟學家）在方法論上，都傾向於個人主義觀點。然而諷刺的是，正如齊美爾所指出的那樣，這種「個性化」的形成，卻是因為「個體」分裂成了多個「分身」，效忠各自不同的面向。因此，當方法論的個人主義將「個體／分身」作為社會分析中不可簡化的要素時，齊美爾反而認為，可能必須先有現代城市社會的複雜和動態性，才有可能湧現出這樣的「個體」元素。

因此，在國家身分制度試圖從社群枷鎖中剝離出來的個人，實際上是源自於社群的擴散和交叉中產生的。正如一個真正公正有效的財產制度會承認並且考慮這種網絡化的相互依存關係一般，真正賦予並支持現代生活的身分制度，也需要反映其相互交織的網絡化結構。

約翰·杜威的新興公眾

假若「個體／分身」是如此流動和動態，那麼相互構築而成它的社交圈肯定也是如此。正如齊美爾強調的那樣，新的社會群體不斷形成，而舊的社會群體則在衰落。他所強調的三個例證，是位於他所處的時代形成的，代表勞工普遍利益的跨部門 "工會組織"、在當時剛剛開始冒頭的女權主義組織，與跨產業的僱主利益團體。創建這種新圈子的關鍵途徑，是建立一些場所（例如工會堂）或出版物（例如工人報紙），透過這些方式讓這些新興體可以相互認識和理解，進而出現一些普遍性的共同之處，這是他們原本在更廣泛社會中與其他人並不存在的交集。這樣的紐帶因守口如瓶而得到強化，因共享的秘密造就了獨特的身分和文化，運用外人無法識別的方式在共同利益中進行協調 ^[1]。發展這種共享且隱密的知識，也讓新興的社交圈演進為一種集體代理。

約翰·杜威（John Dewey），在 1927 年的《公眾及其問題》（The Public and its Problems）一書中，考慮了這些他稱之為「新興公眾（emergent publics）」的政治影響和動態 ^[2]。杜威是十進制的發明者、"進步主義教育" 之父，可能也是最著名的美國哲學家和民主哲學家。他在那個時代領導且推進了政治進步中的 "民主派"，並與左翼技術官僚沃爾特·李普曼（Walter Lippmann）展開了一系列著名的辯論，李普曼在 1922 年出版的《公眾輿論》一書，被杜威視作「對目前所設想的民主最強力的控訴」。在辯論中，杜威試圖救贖民主，同時全盤接受了李普曼對現有體制的批判，認為這些體制根本不合適日益複雜且變化多端的世界。

儘管杜威承認社會動力的一系列力量，但他特別關注技術在創造新的相互依存形式方面的作用，這些形式創造了新興公眾範疇的必要性。鐵路連接了原本在商業與社會上無從謀面的人群。電台創造了跨越千里之外的共同政治理解和行動。工業污染影響了河流和都市的空氣。所有這些技術都是研究的成果，其受惠範圍可以說超越了地域框架與國境邊界。這些相互依存形式所帶來的社會挑戰（舉例來說：治理鐵路關稅、安全標準和疾病傳播；公平獲取稀有的無線頻譜等），無論是資本主義市場，或是既存的「民主」治理結構，都難以善加管理。

市場經濟的失敗，是因為這些技術創造了市場力量、全面的外溢效應，以及廣泛的「超模（supermodularity）」性質（有時稱為「報酬遞增」）：整體（例如鐵路網）的價值，高於其部分的總和。在技術行業，最著名的例子是所謂的 「網絡效應」，即系統越多人使用，越會提高系統對其他人的價值。資本企業無法為所有「溢出效應」給出交代，而在企業有限的行動範圍內，它們反而積累市場力量、抬高價格、剔除參與者，破壞「報酬遞增」所創造的價值。因此，將這些相互依存形式「交給市場」，只會加重風險與傷害，更無法好好發揮它們的潛力。

杜威推崇民主，將民主視為其職涯中最基本的原則；幾乎每個段落，在他筆下都會回到民主這個主題，他堅信民主行動可以解決市場的缺陷。然而，他看見了現存「民主式」機構的限制，就如同那些資本主義的侷限一樣嚴重。重點在於，在杜威看來，現存的民主機構並非真正的民主，在面對技術所帶來的新興挑戰時更是如此。

具體來說，「民主」機構的意義，並不等同於形式化的參與和投票。許多寡頭政治都具備這些形式，但並未包含大多數公民，因此不能稱為民主。而在杜威的想法中，全球化的「民主式」機構，如果直接干預某個村落的事務，也不能算是民主。真正的民主核心是「相關公眾（relevant public）」的概念，由那些生活在問題現象中且受到影響的人們，來管理這樣的挑戰。因為技術不斷拋出新的相互依存形式，而這些幾乎永遠不會一致地對齊現存的政治疆域，因此，真正的民主需要新的公眾持續湧現，並重塑現有的管轄範疇。

再者，由於新形式的相互依存關係，在日常生活中並不容易被多數人察覺，杜威認為起到關鍵作用的，是他所謂的「社會科學專家」；但我們可以不再濫用術語地喚其為「企業家」、「領導人」、「創業家」、「先驅」，或者我們更加喜歡叫做「鏡子」。正如喬治·華盛頓的領導，展示出美國既認識到自己是一個國家，又必須在他任期結束後以民主方式決定國運，這種「鏡子」的角色，是覺察相互交織作用下形成的創新模式（例如工人之間的團結、碳排造成全球暖化的因果鏈），通過言行向相關人員解釋，進而賦予新興公眾的存在。歷史上的例子有工會領袖，農村電力合作社的創始人，以及創建聯合國的領導人。一旦這樣的新興公眾被理解、承認，並被賦予治理新興相互依存形式的權責，「鏡子」的作用即會逐漸消褪，就像華盛頓回到維農山莊一樣。

因此，作為齊美爾「個體／分身」認同哲學的鏡像，杜威對民主與新興公眾的概念，既深化了民主，也挑戰甚至顛覆了我們對於「民主政體」的刻板印象。在如此的構想下，「民主政體」並非民族國家固有疆域內的靜態系統，而是活化與重新想像社會機構的動態過程，比市場經濟裡的發明更有活力。引領這個過程的各式「鏡子」創業家，本身正是未化解的社會張力所組成的交織點，來重塑與重新想像社會制度的輪廓。傳統民族國家的投票制度，與這種程序相較之下，就像牛頓力學對比於更基本的量子和相對論現實一樣，只是個蒼白的陰影。真正的民主必須是網絡化、多元化和不斷發展的。

諾伯特·維納的模控社會

所有這些批評和思考方向都具有啟示性，但似乎都無法提供明確的行動和進一步科學發展的可視化路徑。在於社會組織中多樣化、網絡化性質的理解能否轉化為一種新的社會組織形式的科學動力？ 諾伯特·維納（Norbert Wiener）正是從這樣的假設中萌發了現代模控學（cybernetics）領域的種子，「cyber」一詞也由此而來。許多人認為，後來 "電腦科學" （computer science）也被賦予了類似的含義。維納將模控學定義為「動物和機器（如複雜系統）中的控制和資訊科學」，但最被廣泛接受的含義可能接近於「研究網絡通訊與網有、網治、網享的治理學門」。這個詞源自希臘的一個比喻，即是一艘船的方向，是由眾多槳手的投入來決定的。

• 維納的科學工作，幾乎完全集中於物理、生物和資訊系統上，研究器官和機器何以得到保持平穩的狀態，量化資訊傳輸通道及其在實現這種平衡中的作用等等。在個人和在政治上，他是一位和平主義者，他嚴厲批評了資本主義違背了控制論穩定和創建平衡的基本原則，提倡以更加負責任的方式使用與部署技術。甚者，他絕望的認為，如果不進行深刻的社會改革，那麼他的科學工作將一無所獲。他在《控制論》的序言中寫到：「一些人希望，這個新領域的工作所提供的，可以更好的利於理解人類和社會的優點，能夠看見並超越我們對權力集中的偶然為之的貢獻（權力因為它的存在條件，總是集中在最肆無忌憚的人手中）。我寫於 1947 年，我不得不說這是一個非常微弱的希望。」也因為此，維納結識了許多社會科學家與改革家，這也是可以被想像的。他們「對本書可能包含的任何新思維模式的社會效力寄予了... 相當大的希望。」

然而，儘管他分享了信念，但他認為這些希望大多是 "虛幻的" 。儘管他認為如此的規劃是 "必要的" ，但他卻無法 "相信它是可能的" 。他認為，量子物理學已經證明了粒子級別的精確性是不可能的，因此，科學的成功源於我們生活在遠高於粒子級別的事實，但我們在社會中的存在也意指著同樣的原則，使得社會科學本質上是不可行的。因此，儘管他希望可以為齊美爾和杜威的工作提供科學基礎，但他對 "如此可行性過高的期待" 抱持著疑慮。

多元宇宙啟航

也因此擁有更多人文／社會科學背景的年輕世代，就有責任嘗試它的願景，並建立起定義資訊時代的技術。1957 年 10 月，一個小點劃過天際，證明了他們所需要的機會。

人造衛星和 ARPA

蘇聯發射了第一顆軌道衛星，一個月後，蓋瑟委員會（Gaither Committee）發佈報告，聲稱美國在導彈生產領域已經落後於蘇聯。隨之而來的大眾恐慌迫使艾森豪政府採取緊急行動，向公眾保證美國的戰略優勢。而儘管（可能正因為）他具備源自軍方的深厚背景，艾森豪對他所標榜的美國「軍事工業複合體」深感不信任，同時對科學家有著無限的敬佩。因此，他旨在將冷戰的激情轉化成為改善科學研究和教育的國家戰略。

該戰略有許多方面，其中核心之一是在國防部內建立一個半獨立性、且由科學家管理的高級研究計畫局（Advanced Research Project Agency，ARPA），該局利用大學的專業知識，加速推進具有潛在國防應用價值的變革性與野心專案。

雖然 ARPA 在開始時有許多目標，不過其中一些很快被分配給其他新成立的機構，如美國國家航空暨太空總署（NASA），在其第二任局長傑克·魯納（Jack Ruina）的領導下，NASA 迅速找到了自己的定位，成為志向遠大且 "超前行動" 政府大膽專案支援者的位置。有一個領域被證明是這種冒險風格的特別代表：由約瑟夫·利克萊德（Joseph Carl Robnett (JCR) Licklider）領導的資訊處理技術辦公室。

和喬治的政治經濟學、齊美爾的社會學、杜威的政治哲學和維納的數學相比，利克萊德來自另一個截然不同的領域：簡稱 "利克" 的他，在 1942 年獲得心理聲學領域的博士學位。在他早期的職業生涯中，他一直致力於開發人類與技術（尤其是航空技術）進行高風險互動時的應用表現。其後，他的注意力逐漸轉向人類與發展最快的機械形式 –– 運算機器 –– 進行互動的可能性。他加入了麻省理工學院（MIT），協助創建了林肯實驗室和心理學專案。之後，他轉到私部門，擔任 BBN（Bolt, Beranek and Newman）科技公司副總裁，該公司是麻省理工學院最早衍生的研究型新創公司之一。

在說服 BBN 的領導層將注意力轉移到電腦設備上之後，利克開始發揮自己在心理學的背景，提出了替當時正在興起的人工智慧領域開發另一種技術願景，提出 「人機共生」的觀點，這正是他在 1960 年發表的開創性論文的標題。利克假設，雖然「在適當的時候......『機器』將在我們現在認為完全屬於人腦的大部分功能方面超過人腦......（這裡）將……有一個相當長的過渡期，在此期間，主要的進步將由人和電腦共同達成……而那段時間應該是人類歷史上最具創造性和令人興奮的智力階段。」

這個願景對 ARPA 可說是恰逢其時，因為 ARPA 正在尋找大膽的任務，以確保它在迅速匯集的國家科學管理格局中可佔有一席之地。魯納任命利克領導新成立的資訊處理技術辦公室（IPTO）。利克利用這個機會，建立並形塑了後來電腦科學領域的大致結構。

星際電腦網路

雖然利克只在 ARPA 待了兩年，卻替該領域今後四十年的發展奠定了基礎。他在美國各地發起了一個「時間共享」網路專案，使多位個人用戶能夠直接與從前的單體式大型電腦互動，等同朝向個人電腦時代邁出了第一步。自此專案得到資助的五所大學（史丹佛大學、麻省理工學院、柏克萊加州大學、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和卡內基·梅隆大學）後來成為電腦科學這一學術新興領域的核心。

除了建立現代計算的計算性與科學骨幹外，利克還特別關注自身專注領域的「人性因素」。他希望讓網路以兩種方式代表這些理想，這兩種方式與人性的社會和個人方面互相平行。一方面，他特別關注且支持他認為可以使運算接近更多人生活的專案，與人類的思維運作融合。這方面的主要例子是：

道格拉斯·恩格爾巴特（Douglas Engelbart）在史丹佛所建立的擴增研究中心（Augmentation Research Center）是一個典範。另一方面，他將這些中心之間的協作網路，以他一貫的半開玩笑口吻取為「星際電腦網路」，並期望它能提供一個以電腦為媒介的合作和共同治理的模式。

這個專案以各種方式取得了成果，不論是立即的還是長期的。恩格爾巴特非常迅速的發明了許多個人計算的基礎元素，包括：滑鼠，點陣螢幕（它是圖形使用者介面和超文本的核心先驅）; 他在利克最初資助的短短六年後將這項工作演示為「oNLine 系統」（NLS），被人們稱為「所有展示之母」，是個人電腦發展脈絡的關鍵時刻。這次展示，說服了全錄公司建立起他們的 Palo Alto Research Center (PARC) 企業研究中心，該中心繼而開創了許多現代個人運算的先河。《美國新聞與世界報導》將利克資助的五個對象中的四個，列位於全國頂尖的電腦科學系所。最重要的是，在利克轉至私部門後，星際電腦網路在他的合作者羅伯特·W·泰勒的領導下，續而開展成一個不那麼夢幻、但更加深刻的成就。

由網路組成的網路

泰勒和利克自然而然成為了同事。雖然泰勒沒有完成他的博士學位，但他的研究領域正好也是心理聲學，在利克領導 IPTO 期間，他曾在 NASA 做為利克的對應窗口，這時 NASA 剛剛從 ARPA 拆分出來。隨著利克離開後不久（1965 年），泰勒來到 IPTO，在伊凡·蘇澤蘭（Ivan Sutherland）的領導下協助發展利克的網路願景，蘇澤蘭爾後返回學界，留下泰勒負責 IPTO 和他更謙虛地稱為 ARPANET 的網路。憑藉如此的角色，他委託利克的前東家 BBN 建立了 ARPANET 骨幹的第一個運作原型。隨著恩格爾巴特對個人計算的演示和 ARPANET 的首次成功試驗，利克和泰勒在 1968 年發表的文章《作為通訊設備的電腦》中闡述了他們對個人和社會計算未來可能性的願景，描述了幾十年後個人計算、網際網路甚至智慧型手機文化的大部分內容。

到了 1969 年，泰勒認為 ARPANET 的使命已經步上成功的軌道，並且轉至了 Xerox 的 PARC 研究中心。在那裡，他領導電腦科學實驗室將這一願景的大部分發展為工作原型。這些原型轉而成為了現代個人電腦的核心；史蒂夫·賈伯斯（Steve Jobs） 著名地從Xerox「竊取」了這些成就了麥金塔系統，而 ARPANET 則演變成了現代化網際網路。簡而言之，二十世紀的 80 年代和 90 年代的技術革命可以清楚地追溯回在二十世紀 60 年代的這一小批創新者。雖然我們即將討論這些較為人知的後續發展，但這些核心研究計劃的價值仍然值得關注，因為正是它們使一切成為可能。

網際網路發展的核心，是用網絡化的關係和治理取代集中式的、線性的和原子化的結構。這發生在三個層面，最終在二十世紀 90 年代初融合為全球資訊網：

1. 以「封包」交換取代了集中式交換機；
2. 以「超文本」取代線性文本；
3. 以「開放標準」的制定流程，取代政府和企業自上而下的決策形式。

所有這三個想法都是在利克形成的早期社群的邊緣萌生，並逐步成為 ARPANET 社區的核心特徵。

雖然網路、系統冗餘和共享的概念貫穿了利克的最初設想，但保羅·巴蘭（Paul Baran）1964 年的報告《論分散式通訊系統》明確闡述了通訊網路如何、為何要努力實現多元式而非集中式的結構。巴蘭認為，雖然集中式交換機在正常情況下以低成本實現了高度可靠性，但它們受到干擾時非常脆弱。另一方面，可以使用價格低、不那麼可靠的組件來構建多個中心的網路，通過「繞過損害的路由」（根據可用性而不是預先指定的規劃，在網路中採取動態路徑），來抵禦甚至具高度破壞性的攻擊，反而是可行的。雖然巴蘭得到了貝爾實驗室科學家們的支持和鼓勵，但他的想法卻受到美國 AT&T 強烈反對，該公司的高品質集中式專用機文化根深蒂固。

不過，儘管「封包交換」對私人利益構成了顯著衝突，這樣的概念卻引起了另一個組織：ARPA 的青睞，它的起源正是來自於破壞性攻擊的威脅。1967 年的一次會議上，ARPANET 的第一位專案經理勞倫斯·G·羅伯茨因唐納德·戴維斯（Donald Davies）的報告認識到了封包交換，他與巴蘭同時又各自發展出了同樣的想法，羅伯茨借鑒了後來他理解的巴蘭觀點來向團隊推薦。

如果說技術韌性的路徑驅動了網狀思維，那麼另一個路徑則是由創造性表現來驅動。作為一名社會學家、同時也是一名藝術家，泰德·尼爾森（Ted Nelson）從 20 多歲起就致力於「Xanadu 計畫」的發展，其旨在為電腦網路創建一個以人為本、革命性的介面。雖然 "Xanadu" 有許多尼爾森認為不可或缺的組成元件，以至於直到 2010 年代才完全發佈，但其核心觀念正是尼爾森與恩格爾巴特共同開發的 — 尼爾森稱之為「超文本」。

尼爾森將超文本視為一種解放通訊的方式，打破原作者所強加的線性解讀的束縛，並透過建立各種順序連結的（雙向）連結網，為資料開創多種路徑的「多元主義」（這是他的用詞）。這種「多重結局冒險」的特質是當今網際網路使用者最熟悉的瀏覽體驗，這早在二十世紀 80 年代就已經出現在商業產品中（如基於 hypercard 的電腦遊戲）。尼爾森想像，這種輕鬆瀏覽和重新組合的便利性將誕生新的文化和敘事且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範圍來形成。二十世紀 90 年代，當提姆·柏內茲-李（Tim Berners-Lee）將這種方法作為其 "全球資訊網" 導航模式的核心時，這種模式的影響力對更廣泛的世界顯而易見，迎來了一個開創時刻：網際網路的廣泛應用世代。

雖然恩格爾巴特和尼爾森是一生的朋友，並且有許多相似的願景，但兩位在實現這些願景的道路上採用了截然不同的路徑。兩條路徑（正如我們將看到的）都包含了重要的真理種子。恩格爾巴特也是一位有遠見的人，但他也是一個完美的實用主義者和圓滑的政治操作者，後來被公認為是個人電腦的先驅。尼爾森是一位藝術純粹主義者，其幾十年來對單一軟體系統 "Project Xanadu" 的不懈追求也葬送了職業生涯，而 Xanadu 則實現了他所列舉的所有 17 項原則。

作為利克網路的積極參與者，恩格爾巴特在實現自己抱負的同時，還需要說服其他網路節點者的支持、採用或至少與他的方法互通。隨著不同的使用者介面和網路協定的不斷湧現，他在追求完美的過程中退縮了。恩格爾巴特，甚至整個專案的同事們，反而開始發展一種同僚共治文化來推動他們所建立的通訊網絡，不過他們在工作中的環境常常正是相互競爭的大學。物理上的分離使得網絡的緊密協調窒礙難行，但確保最小限度的相互操作、傳播明確的最佳實踐的工作成為 ARPANET 社群的核心特徵。

這種文化體現在史蒂芬·克羅克（Steve Crocker）開發的 "意見徵詢"（Request for Comments, RFC）過程中，這可以說是第一個類似於 "共筆"（wiki）的非正式協作過程，而且，大多是分散在不同的地區和部門（政府、企業、大學）的協作者之間的疊加協作。這反過來又促成了共同的網路控制協定，並最終促成了傳輸控制和網際網路協定（TCP/IP）。

在文頓·瑟夫（Vint Cerf）和羅伯特·卡恩（常稱為 Bob Kahn）著名的任務驅動下，從 1974 年 TCP 首次作為 RFC 675 分發到 1983 年它們成為 ARPANET 的官方協定。該方法的核心是設想「由網路組成的網路」，「網際網路 」因此而得名：許多不同的本地網路（在大學、公司和政府機構）可以充分地互相協作，實現了幾乎無差異的遠距通訊，而這也與政府自上而下的集中式網路（如法國同時存在的 Minitel）形成鮮明對比。三個面向（技術通訊協定、通訊內容和標準管理）融匯為一，創造了今日我們所熟知的網際網路。

勝利和悲歌

在這個專案的大部分成果都是大家已經聽過的，不需要在這裡重複。在二十世紀 70 年代，泰勒在當時的全錄帕羅奧多研究中心（Xerox PARC）生產了一系列所費不貲、因昂貴而在商業上不成功的、但具有革命性的「個人工作站」，其中包含了 90 年代個人電腦的大部分內容。與此同時，隨著電腦零組件被更多人使用，像蘋果和微軟這樣的企業開始廣泛提供更便宜、但不易使用的機器。帕羅奧多研究中心在努力將發明商業化的過程中，允許史蒂夫·賈伯斯用他的股份換取技術，結果麥金塔電腦迎來了引領現代個人電腦的時代，且也使得微軟透過 Windows 作業系統推進了大規模的擴展。到 2000 年，大多數美國人的家中都有一台個人電腦。

網際網路及其不滿

雖然個人電腦和網際網路初期平行發展，但網際網路的發展正是為了連接這些個人電腦。在二十世紀 60 年代末和 70 年代初，各種網路並行於最大的 ARPANET 共同發展，包括了在大學、美國以外的政府、國際標準機構以及 BBN 和Xerox等公司內部。在 Kahn 和 Cerf 的領導下，在 ARPA（現改名為 DARPA 以強調其 "國防" 重點）的支援下，這些網路開始利用 TCP/IP 協定進行相互作業。隨著這個網路規模的擴大，鑒於其先進技術任務的限制，DARPA 尋找另一個機構來維護它。雖然許多美國政府機構牽手，但國家科學基金會擁有最廣泛的科學參與者，他們的 NSFNET 迅速發展成為最大的網路，導致 ARPANET 在 1990 年退役。同時，NSFNET 開始與其他富裕國家的網路相互連接。

其中之一是英國，研究人員提姆·柏內茲-李（Tim Berners-Lee）在 1989 年提出了「網頁瀏覽器」、「網站伺服器」和「超文本標記語言（HTML）」，將超文本與封包交換完全連接起來，使網際網路內容更容易被廣大終端使用者使用。從 1991 年柏內茲-李的全球資訊網（WWW）的推出，網際網路的使用從大約 400 萬人（主要在北美）增長到千禧年末的 4 億多人（主要在世界各地）。隨著網際網路創業公司在矽谷的蓬勃發展，許多人的生活開始通過許多人現在家裡的電腦移動至網上，網路化的個人計算（“作為通訊設備的電腦”）的時代已經到來。

預知混亂紀事

在千禧年大起大落的狂喜中，科技界很少有人注意到縈繞在這個行業中的幽靈 -- 早已被遺忘的泰德·尼爾森。尼爾森堅持他幾十年來對理想的網路和通訊系統的追求，不斷地警告新興的 WWW 設計的不安全、剝削性結構和不人道的特點。如果沒有安全的身分系統（Xanadu 原則 1 和 3），民族國家和企業行為者的無政府狀態與巧取豪奪，將不可避免地發生。如果沒有嵌入式的商業協定（Xanadu 原則 9 和 15），線上工作要嘛失去價值，要嘛是金融系統被壟斷者控制。如果沒有更好的安全資訊共用和控制結構（Xanadu 原則 8 和 16），監控和數據孤島將無處不在。無論它表面上多麼成功，WWW-網際網路都註定會有糟糕的結局。

雖然尼爾森特立獨行，但他的擔憂甚至在主流網際網路先驅中也得到了廣泛的認同，他們似乎有理由慶祝他們的成功。早在 1979 年，當 TCP/IP 正在凝聚的時候，利克就為運算的未來寫下了 "兩種情況"（一種是好的，另一種是壞的）的預言：它可能被壟斷的公司控制、潛力被扼殺，或者可能出現全面的社會動員，使運算服務於民主並支援民主。在前一種情況下，利克預測了各種社會弊病，可能讓資訊時代的到來，反而成為民主社會繁榮的阻礙。這些問題包括：

1. 普遍性的監控，以及公眾對政府失去信任。
2. 政府落後於公民使用的主流技術，導致制訂規範或執法能力癱瘓。
3. 創造性職業被貶低。
4. 壟斷和企業剝削。
5. 普遍存在的數位不實資訊。
6. 資訊的分艙化，破壞了網路的大部分潛力。
7. 政府資料和統計數據越來越不準確和無關緊要。
8. 私營企業控制了言論和公共討論的基礎平臺。

隨著網際網路的普及，這些異議就越發顯得無關緊要。當然，政府最終並沒有扮演他們想像中的重要角色那般發揮核心作用，但可以肯定的是，在 2000 年，我們其實已經走上了利克的第二情境路徑，意識到他的警告的少數評論家多數都如此認為。然而，在少數地方，在千禧世代的第一個十年末，人們的擔憂與日俱增。虛擬實境先驅賈隆·拉尼爾（Jaron Lanier）在兩本書《You are Not a Gadget》和《Who Owns The Future?》中敲響了警鐘，強調了來自尼爾森和他自己，對於利克關於網際網路和資訊技術未來的擔憂版本。雖然這些最初看起來只是尼爾森非主流思想的放大，但我們在第二章中討論的一系列全球事件，最終使世界上許多人看到了已經發展起來的網際網路經濟和社會的限制。這些模式與利克和尼爾森的預警，有著驚人的相似之處。網際網路的勝利可能比最初看起來，要來得更為慘烈、得不償失。

我們遺忘的道

我們是如何掉進超文本和網際網路創始人所明確描述的陷阱的？在領導了網際網路的發展之後，為什麼政府和大學沒有在二十世紀 70 年代之後迎接資訊時代的挑戰？

1979 年，當 ARPA（現為 DARPA）的工作重心從支援網路協定轉向更直接的武器導向研究時，正是這些警告訊號促使利克提筆寫下了這篇論文。利克認為，這是政治光譜兩端的兩股力量造成的。一方面，隨著後來被稱為 "新自由主義" 的 "小政府保守主義" 的興起，政府正在從主動資助和塑造工業與技術中撤退。另一方面，越戰使許多左翼人士反對國防機構在影響研究方面的作用，從而導致 1973 年《曼斯菲爾德修正案》的出臺，該修正案禁止 ARPA 資助任何與 "國防職能" 無直接關係的研究。這些措施共同將 DARPA 的重點轉向密碼學和人工智慧等被視為直接支援軍事目標的技術。

然而，即使美國政府的注意力沒有轉移，網際網路也很快脫離了其許可權和控制。隨著網際網路日益成為一個全球性網路，（正如杜威所預言的）沒有明確的公共權力機構來進行必要的投資，以應對網路社會取得更大成功所需的社會技術挑戰。引用利克的話：

「從電腦技術本身的角度來看，出口……促進了電腦的研究和發展」，但「從人類的角度來看……重要的是……明智而非快速的……發展在得出電腦化和程式化對個人和社會有益的結論之前，必須妥善解決安全、隱私、準備、參與和脆性等關鍵問題……雖然我對美國明智解決這些問題的能力沒有十足的信心，但我認為它比任何其他國家都更有可能做到這一點。這使我懷疑，電腦技術的出口對人類的貢獻，是否會像美國積極努力弄清楚自己真正想要什麼樣的未來，然後開發實現它所需的技術那樣大。」

公部門和社會部門投資的作用不斷下降，使得利克和尼爾森等領導人所看到的網際網路的核心功能／層次（如身分、隱私／安全、資產共享、商業）逐漸缺失了。雖然在網際網路上執行的應用程式和 WWW 都取得了巨大進步，但在利克撰寫本文時，對協定的基本投資已接近尾聲。公部門和社會部門在定義和創新網路方面的作用很快就黯然失色。

隨著個人電腦的成功，以及雷根和柴契爾激動人心的慶祝活動的推動，私營企業步入了這個巨大的空洞。雖然利克擔心 IBM 會主宰和阻礙網際網路的發展，但事實證明，IBM 無法跟上技術變革的步伐，它找到了許多有意願和能力的繼任者。一小群電信公司接管了國家科學基金會隨意放棄的網際網路骨幹網。美國線上和 Prodigy 等入口網站主導了大多數美國人與網路的互動，而網景公司和微軟公司則爭奪網路瀏覽的主導權。被忽視的身分識別功能由 Google 和 Facebook 的崛起填補。PayPal 和 Stripe 填補了數位支付的空白。由於缺乏最初推動星際電腦網路工作的資料、計算能力和儲存共享協定，支援這種共享的私有基礎設施（通常稱為 "雲端服務供應商"，如 Amazon 網路服務和微軟 Azure ）成為構建應用程式的平臺。

雖然網際網路的骨幹，在有限的範圍內不斷改進，增加了安全層和一些加密功能，但利克和尼爾森認為必不可少的基本功能卻從未整合。對網路協定的公共財政支援基本枯竭，剩下的開源開發主要由志願者工作或私營企業支援的工作組成。隨著網際網路時代的到來，創始人的夢想逐漸破滅。

往事重現

然而，褪色的夢想會頑固地堅持下去，念念不忘必有迴響。雖然利克已於 1990 離開我們，但許多早期的網際網路先驅者走到了現在，親眼見證了屬於自己的勝利和悲歌。尼爾森（Ted Nelson）和其他許多 "Xanadu 計畫" 的先驅者們，至今仍在持續促進 "提高集體智商"（boosting Collective IQ） 的願景、演說、組織活動和撰寫文章。這些活動包括了與特里·維諾格拉德（Terrence Winograd, 谷歌創辦人的博士指導教授）一起，在史丹佛大學組織了致力於線上審議的社群。儘管這些努力都沒有取得早期的直接性成功，卻發揮著至關重要的激勵作用，他們可說是孵化了新一代的多元創新者，幫助復興、闡述了多元夢想。

光明的節點

正如我們在第二章強調的那般，技術發展的主流方向讓其與民主相互衝突，而新一代的領導者們卻形成了一種相反的形式，成為了零星且清晰可辨的光點，這些光點給人們帶來了希望，只要重新採取共同行動，多元化終有一日會給整個技術帶來活力。對於大眾網際網路用戶來說，維基百科也許是最生動的例子。

這個開放的、非盈利性的協作專案，已經成為全球領先的參考知識和廣泛共享的事實資訊資源。我們在第二章中強調，在數位領域裡占多數的資訊碎片化和衝突中，它可做為顯著對比。維基百科已經成為了被普遍接受、共同理解的數位公地／來源。它通過大規模、開放、協作、自治來取得現在的成功。直接性的推動下，如此的模式取得了不同層次且多向的成功，讓它在許多方面都顯得獨一無二。而且，這種成功的規模是相當驚人的。一些最近的分析中可以看見，大多數搜尋結果都突出的包含了維基百科的條目，儘管商業網際網路備受讚譽，但這樣一個公共、審議、協作性與多數協商一致的資源，可能是其最通用的終極型態。

儘管維基百科作為此一精神的最常態的表現，但它也是網絡世界的基礎。開源軟體（open source software）是維基百科的精神源泉，顯示了參與式、網絡化、跨國自治的重要影響。最著名的開源軟體是 Linux 作業系統，它是多數公共雲基礎設施的基底，通過 GitHub 等平台與許多人們的數位生活層面產生交集，GitHub 的貢獻者超過 1 億人，為超過 70% 的智慧型手機提供動能的 Android 系統也是開源專案，儘管其主要是由 Google 掌控營運。

開源軟體的出現，是對於二十世紀 70 年代軟體產業商業化、營業秘密化的一種反擊。ARPANET 早期的自由、開放的開發方式，在公共資金撤出後仍得以維持，這必須要歸功於全球的志願者隊伍。理查·史托曼（Richard Stallman）反對 Unix 作業系統的封閉性，領導了 "自由軟體運動"，推廣 GNU 通用公共許可證（GNU General Public License, GNU GPL），允許使用者運行、研究、共享和修改源碼。這一運動最終被重新命名為開源軟體，其目標是在林納斯·托瓦茲（Linus Torvalds）的領導下，用開源的 Linux 取代 Unix。

開源軟體，已經開展到各個網際網路和電腦資訊領域，甚至贏得了微軟（現為 GitHub 的所有者）等曾經敵對公司的支持。這代表大規模的多元化實踐；共享全球資源的新興集體共創。這些社群是圍繞著共同的興趣而形成，在彼此的工作基礎上自由構建，通過無償維護者審核貢獻，並在出現不可調和的分歧時，將專案 "分叉" 為平行版本。GitHub 和 GitLab 等平台為數百萬開發人員的參與提供了便利。這本書就是這種協作模式下的產物。

不過，開源軟體也面臨了一些挑戰，比如公共資金的撤離導致長期的資金支持短缺，娜蒂亞·埃格巴爾（Nadia Eghbal）在《Working in Public》一書中對此做出了探究。維護者往往得不到回報，而社群的發展又加重了他們的負擔。儘管如此，這些挑戰都是可以應對的，開源軟體儘管在商業模式上有侷限性，但也真實展示出了開放合作精神（即「我們遺忘的道」），而這正是「多元宇宙」致力支持的。因此，開源軟體將成為本書的核心實例。

我們在前面提到的杰倫·拉尼爾（Jaron Lanier）的作品，正是另一個公共投資撤出通訊網路後，可做為明確對比的例子，它更多的是在追隨恩格爾巴特和尼爾森等文化設計師的腳步，而不是 Vint Cerf 和 Steve Crocker 等組織領導者的腳步。作為人工智慧先驅馬文·明斯基（Marvin Minsky）的學生和評論家，拉尼爾試圖開發一種與人工智慧具有同樣遠大抱負的技術方案，其核心是人類體驗和交流。在他看來，現有的交流機制受困於那些可以像文字和圖片一樣由耳朵、眼睛處理的符號，因此，他希望通過觸覺和本體感受（內在感官），讓人們能夠深入地分享體驗並且產生共鳴。通過他在二十世紀 80 年代的研究和創業經歷，這一個理念發展為虛擬現實領域，從 GLOVE 到蘋果公司發布的 Vision Pro，這個領域一直是用戶相互創新的泉源。

然而，正如我們在上文所強調的，拉尼爾不僅傳承了將電腦作為通訊裝置的文化視角，他也支持尼爾森對後來的網際網路差距和缺陷的批評。在《You are Not a Gadget》和《Who Owns the Future?》兩本書中，他特別強調缺乏了支持支付、安全數據共享和來源證明的基礎層協定，以及對開源軟體的財務協助。他這些主張激發了 web3 社群內部和周遭關於這些主題的推進、產生了關鍵作用，web3 社群使用加密技術和區塊鏈創建對 "來源" 和 "價值" 的共同理解。儘管在這個領域的許多專案受到 ES 和超級金融化的影響，但與網際網路最初願景仍然持久連接，特別是在維塔利克·布特林（Vitalik Buterin，最大的智慧合約平臺以太坊的創始人）的領導下，啟發了許多專案，如 GitCoin 和去中心化身分，這些都是現今多元宇宙的核心靈感來源。

在這些關注點上，其他先驅者更多的著眼於通訊和關係層，而不是來源和價值。他們將自己的工作稱為「去中心化網路（Decentralized Web） 」或「聯邦宇宙（Fediverse）」，建立了 Christine Lemmer Webber 的 ActivityPub 協定，這些協定成為非商業性、以社群為主的主流社交媒體替代方案的基礎，包括從 Mastodon 到 Twitter 現在獨立的 BlueSky 計畫。這個領域還產生了許多極具創意的想法，以社會和社群關係為基礎，重新構想身分和隱私。

最後，或許與我們通往多元宇宙之路最切身相關的是，藉加強政府和民主公民社會的數位參與，進而復興早期網際網路的公共和多元精神與理想的運動。這些「政府科技」（GovTech）與「公民科技」（Civic Tech）運動，利用開源軟體式的開發實踐來改善政府服務的提供，並以更為多樣化的方式將公眾帶入此一過程。美國的領導者包括 GovTech 先驅 Code4America 的創始人 Jennifer Pahlka 和 GovLab 的創始人 Beth Simone Noveck。然而，儘管這些運動產生了重要影響，但最能體現這些運動的，還是那些成功改變了全民素質的國家，因此我們可以看到它們在國際舞臺上發揮的驚人潛力。

山巔之城

儘管上述每個國際案例都相當激勵人心，但大多數人仍然認為社會的例子就是民族國家的例子，因此將國家視為典範。雖然世界上許多社會都體現了「多元宇宙」的理想並運用其工具，其中有兩個典範最為突出：愛沙尼亞和臺灣。兩國政府都受到多元政治思想，特別是亨利·喬治思想的影響，都面臨著來自專制鄰國嚴峻而持久的侵略威脅。在歷史借鏡、當前挑戰的推動下，它們率先應用多元技術，來塑造民主與公部門的制度。

愛沙尼亞率先使用多元技術改造國家政府，但其規模和早期發展都限制了它所能取得的成就。臺灣雖然用了更長的時間才完全發展起來，但在過去的十年中，這個小小多山的島國，成為全世界最明顯的另一種道路的典範。它的故事，為我們的下一章注入了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