權利、作業系統與數位自由
原文：Rights, Operating Systems and Digital Freedom
| 作者：Audrey Tang, E. Glen Weyl and the Plurality Community | 譯者：唐鳳 Audrey Tang, 周宜蔓 Gisele Chou, 王嘉田 Greg Wang
本書的一個核心前提是，技術系統和政治系統二者的緊密類比，可用來互相改善；而二者的綜合，則可為彼此提供強而有力的前行道路。書名源自於臺灣華文中的「數位」（digital），具有複數（plural）的多元意涵。這個章節中，我們開始更深入的闡述如此綜合性的作用。尤其是，我們認為「權利系統」作為民主制度的基礎，與「作業系統」作為應用程式運行的技術基礎，所發揮的角色類似。我們主張，雙方都可以在這個類比過程中相互學習，科技發展承擔起道德責任，政治哲學亦與時俱進。
本章各節的核心出發點，多元網絡社會的基礎協定，直接融合了這兩個要素：它們既定義了數位生活裡權利，同時也可作為建構應用程式的作業系統。因此，當我們將數位與多元相互融合時，其實作方式與寓意相互扣合，也與一元原子論政治技術系統的融合，形成了鮮明對比。
權利作為民主的基礎
民主（“人民做主”）最簡單的想像，是一種政府制度，來達成集體決議，而非指政府對公民採取的某些特定行動。然而在實踐上，所謂「民主」政府的最基本特徵，就是公民享有的一系列基本自由。雖然這些 "權利" 在不同民主政體中因時因地而異，但總體來說其運作模式一望即知，已成為如聯合國《世界人權宣言》（UDHR）等宣言的基礎，包括平等、生命、自由、人身安全、言論、思想、良心、財產、結社權等。雖然有充分的理由相信，這些權利是人類根本而普世的價值，但我們在此需要關注的是，為什麼人權對民主這種政府制度的完整性如此重要，以致於許多人與組織都主張：如果無法保障人權，則民主無法存在。
當代最偉大的民主哲學家之一，丹妮爾·艾倫（Danielle Allen）在她最近出版的《Justice by Means of Democracy（通過民主實現正義）》一書中，可謂最清楚的表明了民主於這些權利的依屬。她的基本論點是，若「人民意志」不能安全、自由的傾訴，就無法獲得政府的回應。如果投票是出於脅迫，或者坦率參與公民行動時會對個人帶來危險，那結果反映的不過是脅迫者的意向而已；這些都是騙局。假若公民無法結社為社會和政治團體，他們就無法協商、對當權者的決定提出異議。如果人們不能透過多樣化的經濟互動來謀求生計（例如，因為他們受到國家或私僱者的奴役），我們就不該期待他們表達的政治信念能反應內心的聲音、而非只是順服主人的政治服從。
擔憂社會的不自由，會破壞民主運作，這不是抽象或推測而已。在實踐中，許多著名的民主國家，都曾因廢除他們所仰賴的自由而 "自取滅亡"。也許最著名的例子是威瑪共和國（the Weimar Republic），它在兩次世界大戰之間的 30 年的大部分時間中統治著德國，並因國家社會主義德國工人黨（納粹黨）在國會中取得多數席位而結束。這導致阿道夫·希特勒（Adolf Hitler）被任命為總理，從而建立了人類歷史上最臭名昭著的獨裁政權之一。然而，即使不對各國當代政治採取太強烈的立場，也很容易地辨別出許多民主社會選出的領導者和政府，卻以削減自由的方式，將它們從民主國家轉化為政治學家史蒂芬·列維茨基（Steven Levitsky）所稱的"競爭式威權"（competitive authoritarian）政體。
為何先有人權才有民主制度？有一種觀點是，某些權利是組成民主政府的基本要素，包括：公民是有能力可作為能夠形塑、渴望塑造所參與的民主社區的集體生活的主體。他們有能力組織起來，促進共通利益，進而讓這些利益在政治層面上被聽見。這些依存關係並不是絕對的，且往往是辯論的主題。舉例，在一些被廣泛視作民主國家的社會（如北歐）強調了所謂 "積極言論自由" 的重要性，即每個公民不管為何，都能發表意見且被傾聽的可行途徑；其他社會（如美國）則偏向 "消極言論自由"，即任何人不得透過政府干預，來妨礙觀點的表達。有些（如歐洲）則傾向於強調隱私權，作為公民社會獨立於國家而存在的基本權利、也是政治行動的必要條件；而另一些社會（如亞洲）則傾向於 "集會與結社權"，認為這些權利對民主來說更加重要。但幾乎所有民主國家都同樣期盼的是：這一系列大幅重疊的權利，作為民主運作的基本前提，應該由全球民主國家共同維護。
國家（和地方）政府，特別是司法系統，往往在確保權利可得到尊重的面向，發揮關鍵作用；對這些權利進行裁決，往往是國家高等法院的核心職能，這也是我們在上面提到 "社會"（與民族國家相關）的部分原因。然而，僅僅從國家法律體制的角度來思考權利問題，是有誤導性的。權利是一種信仰體系，根深蒂固於各種文化（民族、次民族、跨境等等），且通過了對共同價值觀和合法性的盼望，來影響生活。例如保障言論自由，通常並非對工作場所或網路平台的法律要求。然而，在對言論自由的期望下，大幅限縮了員工和顧客對言論管制政策的接受程度。這樣的期盼，還激發了對非營利組織的支持，促成組織的型式在國內外支持人權。像《世界人權宣言》這樣難以用國際執法貫徹的宣言文件，依然對各國法律制度產生了影響、發揮了重大作用。例如，南非的最高上訴法院，就對其他國家的裁決產生了巨大影響。各種機構（法院、企業、民間社團等）在確保這些共同文化期望得到維護方面，顯得至關重要，而這些機構中沒有一個可單獨作為權利的 "執法者"或 "源頭"。在這個意義上，人權的存在可說超越了國家，即使國家是這些權利的關鍵捍衛者。
權利往往也是一種志向和目標，而不是固定可行的現實。美國大部分的歷史敘事，都演述著從建國開始，就長期受剝奪的平等願望。許多社會權（如優質教育）和經濟權（如合適居所）往往超出了政府能力範圍，無法立即實現，特別在開發中國家，但卻見證了人民最深切的期望。
作業系統作為應用程式的基礎
作業系統（OS）在數位生活中無所不在。作者之一任職的微軟公司發行的 Windows，可能是地球上最知名的軟體之一。iOS 和 Android 為大多數的智慧手機提供動力。Linux 是有史以來最雄心壯志、最成功的開源軟體項目，人們每次的數位互動都依賴於底層的作業系統。
作業系統大致上定義了運行在其上的應用程式的可行範疇。在性能、外觀、速度、機器記憶體使用等方面，在特定作業系統上運行的應用程式，必須共享且遵循某些基本特性。舉個簡單的例子，iOS 和 Android 允許觸控界面，而早期的智慧型手機（如 BlackBerry 或 Palm）則依賴觸控筆或鍵盤輸入。即使在今天，iOS 和 Android 兩者的應用程式，在外觀設計、操作感受和性能特色上仍有差異。應用程式是為這些平台中的一個（或多個）進行程式編寫，藉由作業系統中內建的運作程序，來確認他們的應用程式可以做什麼、不能做什麼；哪些需要從頭建構，哪些可以依賴底層的程序。
這些界限往往並非黑白分明。雖然麥金塔是第一台採用圖形使用者界面（Graphical User Interface , GUI）作業系統的大眾市場電腦，但早期採用命令列界面的電腦，有時會有包含類似 GUI 等元素的程式。今天，雖然虛擬實境（VR）和擴增實境（AR）頭戴顯示器的效果更好，但有些 VR 和 AR 體驗也可以在手機上運行，只要把手機戴到眼前即可。此外，雖然作業系統設計師試圖加入安全協定，來抵禦違背或威脅底層作業系統完整性的應用程式行為，但這些問題總是難以完全杜絕。許多，也許是大多數，電腦 "病毒" 正是這種違反行為的例子。因此，作業系統定義了其上應用程式的正常行為、提供應用程式可以運用的工具，以及對其他應用程式的合理期待，決定了哪些功能比較容易實現。
對於應用程式出乎意料的行為，作業系統必須不斷適應。有些行為值得鼓勵（支援新的應用情境）、有些行為則必須防堵（例如病毒入侵）。這樣的適應可能是微小、表層的：舉例，我們經常收到智慧手機的系統更新通知，抵禦安全威脅，或是與時俱進地將「表情符號」、「顏文字」等輸入法，納入作業系統（OS）的基礎。也有更戲劇性的變化：例如 Google 推出與汽車和電視相容的 Android 版本。
OS 以各種方式捍衛其完整性，其中安全修補程式是最敏捷、最具攻防性質的，但也包括開發者教育、創建廣泛的開發者支持生態、逐步開展顧客的使用和期待等。一般來說，建立在 OS 上的應用程式，既支持 OS 本身的開發，也支援更新和開發新的 OS，來協助 OS 不斷適應，甚至與原本的版本競爭。 儘管在不同的 OS 之間，存在差異和競爭關係，但它們都擁有許多共同的直觀功能，至少部分試圖允許跨平台開發、新舊版本相容（也就是說，為先前版本設計的應用程式仍然可以繼續使用，並且應用程式可以對新一代 OS「向未來相容」），以確保使用者能存取各式各樣的應用程式。
OS 的發展日新月異，目的是為了支援尚未完全實現的功能。通常來說，從這些嘗試中學到的經驗，使它們在未來的某一天，可以更全面的支援這些功能。例如，最早發佈的著名語音 "智慧助理" （如蘋果的 Siri 和亞馬遜的 Alexa）品質有點可笑；隨著時間的推移、結合系統本身的使用者參與，品質得到了改善，使得它們具備了更廣泛的口語互動功能。
多元基礎
權利系統和作業系統，具有許多共同特徵：二者作為民主社會和在其上運行的應用程式的基礎；擔任這些程序預設的背景條件；在系統運行中扮演比在其上運行的應用程式更為根本的重要角色，因此需要特別捍衛以確保其完整性；然而至少在某種程度上，它們是理想化、未完全實現的，事實上有時在內部甚至處於緊張關係；儘管它們往往有強大的執行機制作為擔保，但在明確定義的制度和程式之外，它們也瀰漫在文化之中。除了這些共通的相似之處，權利和作業系統還有兩個路徑，對多元觀點來說尤為重要獨特，我們以下將會詳述，並與一元論原子主義做出對比。
動態性
如上所述，作業系統顯然是動態的，而仔細想想，權利系統也具有高度動態性。這點對權利（和作業系統）的多元觀點，尤為關鍵。權利是民主制度的支持基礎；作業系統支持著在其上運行的應用程式。但權利的制定者和作業系統的設計者，只能 "猶在鏡中" 瞥見這些基礎制度和設計將如何被使用、濫用和重新想像，這正是二者為這種實驗、創新提供的空間。例如民主制度有利於公眾對話，來形塑社會期盼。這些若要實現，可能需要發展支持這些期盼的基本能力。事實上，如果民主制度缺乏重新構想自身基礎的創造力，那麼像權利系統那般支持民主，就沒有什麼意義了。
最近一個很好的例證是，我們對言論自由的理解，正在因為資訊技術的發展發生變化。言論自由曾被視為一種合理表達的權利，它確保公民能夠在不受干擾下，形成與建立對政治立場的支持。不過，這樣的觀點形成於資訊相對匱乏的環境，當時對言論的壓制，是一種阻止意見被聽到的有效方法。
現在的情況早已大相徑庭，我們身處於資訊豐富而注意力匱乏的環境。正如加里·金（Gary King）、詹妮弗·潘（Jennifer Pan）和莫莉·羅伯茨（Molly Roberts）的研究中所明確揭示的，在這樣的環境下有效的方法，通常是將訊息空間淹沒於分散注意力的干擾和垃圾訊息中，而非試圖壓制不想看到的內容。
在這樣的情形下，確保多樣化、相關性和真實的內容能保有一席之地，通常比確保它們不受到文字審查制度更重要。我們在思考人們對言論自由的理解時，將需要相應的演變，事實上，我們將在下文中討論、確保如此發生的途徑。
然而，動態性只是手段而非目的，它無法在多元觀點裡歸納出全體結構、追求某種整體化的終極目標。相反的，它的作用是明確支援運行在系統上的應用程式或民主制度，支持它們持續創新，在不斷更新和改進的能力範圍內探索、發現未來，才能在日後持續開展。作業系統可以、且應該隨著應用程式的需求變化而持續進化，支持應用生態，但如果它為了某些更大的、外在的目的而自我毀滅，那無論是公司的利潤還是國家的利益，都會失敗。
網絡
對權利的多元理解來說，另一個核心要素是，雖然權利系統的某些元素可能屬於個人，但權利並非必然出於個人主義。OS 向個人化應用和使用者提供某些保證和能力，而權利系統顯然也向個人提供重要的保護，並使用這些來捍衛自己最重要的價值觀和利益。然而，權利不僅僅影響個人，也涉及系統與群體。結社和宗教信仰自由，既保護社團組織和宗教本身，同時也保護了它們的組成者。像美國憲法這樣的聯邦制度，承認各州和地方的權利，不僅僅是個人的權利。OS 保護了涵蓋整體的系統功能、應用程式與使用者之間的互動，同時也保護了應用程式和使用者。無論在 OS 還是 "公共空間" 的交流，總是涉及至少兩個參與者，而且 "公共空間" 或社交網絡的存在，取決於集體行動的參與和安全性。商業自由，雖然經常地被認為是個人選擇和雙邊交換，但一般來說，至少也以同樣的力度，保護企業的實體權利，以及企業簽訂的特定形式契約。
此外，保護和捍衛這些自由的實體，遠遠不只於民族國家及其相關機構。商事法是典型的例子。正如安·瑪麗·斯勞特（Anne-Marie Slaughter）和卡塔琳娜·皮斯特（Katharina Pistor）等學者所強調的，法律規則、貿易協議以及對先例相互尊重的國際網絡，是定義智慧財產權、反壟斷和金融機構資本要求等主題的核心。此處的每一項議題，都由各式各樣的專業網絡、具影響力的群體，以及國際機構所管轄。因此，權利不僅僅由構築互動網絡的群體所擁有；它們也是由類似文化、機構和代理人形成的互動網絡來界定。因此，權利是一組相互交織的社會圈，捍衛保護著人們和社會群體的互動網絡。
與一元論的對比
權利和 OS，作為動態、網絡式和具適應性的基礎，支持著民主的集體自我探索與應用環境進化。這個觀點與 ES 和 AT 等一元論下的政治、技術願景，形成了鮮明對比。ES 的基礎是一套固有、"永恆不變"、明確定義於歷史中的權利（側重於個人私有財產，以及防止任何與這些私產衝突的 "暴力" 活動），並主張應盡可能徹底、完全地將這些權利，從其他權利及各種社會文化脈絡、執法方式與意義抽離，透過技術系統使其不受更動，並防止社會力量干預。AT 的基礎是設計符合 "客觀"、"效用" 或 "社會福利" 功能理想的技術系統，用來 "對齊" 和優化這些價值。ES 的願景觀點下看到的權利，是絕對式、易定義、靜態和普世的；AT 的觀點則認為它們是實現可定義的社會利益過程中，無關緊要的障礙。
數位自由
在《我們遺忘的道》描述的多元宇宙思想流派，在理性與哲學上都強調，必須超越這些自由民主國家的簡單框架，包括財產、身分和民主，創建更複雜的多元表達方式，以適應豐富的社交生活。在技術上，多元思想開啟了網路協定，更為電腦間的通訊提出了形式化的治理框架。也因此，它將權利體系和作業系統，這兩個平行卻又截然不同的概念，完全融合在一起，將創建人際網絡的作業系統，視為參與並支持多元權利概念所需要的基本能力。
無論人們如何看待未來在模擬世界（“元宇宙”）裡度日的構想，很少有人會否認現在多數人生活中，大部分的時間都在線上度過。在這種情況下，我們能做什麼、說什麼和成為什麼，都取決於技術所能提供的可能性，特別是那些將我們聯繫在一起、從而形成社會結構的技術。從這個意義上來說，在這些網絡中將我們相互連接的協定，構成了社會運行所依賴的作業系統，從而真正定義了數位時代的權利。
然而，正如《我們遺忘的道》篇章中強調的，這項計畫可說才剛剛開始。即使在富裕國家，大多數人也無法將自然的網路功能，視為線上體驗的基本成份。我們缺乏原生、非專屬的身分識別協定，來保護線上的生命權和人格權；缺乏協定來允許自由結社、線上溝通與組織團體；缺乏支持商業行為的支付協定；也缺乏安全共享數位資產（如算力、記憶體和資料）的協定，來許可數位世界中的財產權和契約權。這些服務幾乎都由國家政府，或更常見的私人企業所控制，幾乎達到壟斷的狀態。如果我們想要權利在數位世界中具有任何意義，就必須改變這種狀況。
幸運的是，這樣的情形已經逐漸改變。過去十年的發展，已經適時的承擔起網際網路「缺失層」的重任。這些工作包括 「web3」和「分散式資訊網」生態、歐洲的 Gaia-X 資料共享框架、各式數位原生貨幣和支付系統的開發，以及最突出的，是對 "數位公共建設" 不斷增長的投資 -- 印度在過去十年中開發的 "India stack" 就是一個例子。這些努力往往資金不足、在不同國家和意識形態間顯得支離破碎、往往野心不足，或是受到 AT 和 ES 意識型態的誤導。然而，它們共同形塑了建設多元宇宙的堅韌基礎。接下來，我們將展示出如何在這些專案的基礎上建設、為它們的未來投資，摸索出走向多元未來的路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