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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山視野

婆娑之洋,美麗之島;
公民之國,在花之中。[1]

站在東亞最高峰玉山的山頂,不僅可俯瞰臺灣的樣貌,還能感受到這座小小多山的島國,如何成為全球的十字路口。臺灣,位於歐亞板塊和太平洋板塊的交界處,地質斷層線不僅將玉山年年推升,同時也會不時引發地震,而嚴格的建築規範則保護了住民的安全。同樣,臺灣的多元文化、歷史和價值觀的碰撞,造就了繁榮、創新的社會,而親社會的數位創新,則成功地保護了臺灣,使其免於兩極分化。

如今,臺灣選民投票率超過 70%[2],宗教多樣性位居世界第二[3],先進晶片供應能力佔全球 90%。臺灣成功突破了地理限制,展現民主社會與地區和世界合作的韌性。

臺灣能夠在沒有任何封城的情況下,躋身世界 Covid 死亡率最低的國家之列,並在疫情期間實現高速的經濟成長,顯現了臺灣資訊社會多元精神的成果。無論口罩地圖還是社交距離,都是促進多元協力的技術,深入日常生活的體現。 [4]

交會之地

臺灣名稱的起源之一,來自原住民族西拉雅語「Tavoan」,意謂「交會之地」。臺灣被認為是西元前兩千年,玻里尼西亞航海家千里之行的起點,可以說,是地球上任何地方都無法比擬的遠距離合作的起點。這個島嶼的故事受到原民文化、殖民勢力以及來自該地區和世界的政治意識形態的影響,其核心是關於「這個地方是什麼」以及「它能成為什麼」的不同概念之間,持續不斷的衝突和共同創造。這種喧鬧而豐富的衝突,在不斷動蕩的歷史中,形成了獨特的民主形式。

本書主要作者的兩次戲劇性的個人經歷,說明了這一獨特的文化和政治背景。2014 年 3 月 18 日,受全球「佔領」運動的啟發,一群對與北京達成的新貿易協定的內容與程序都感到不滿的學生們,最終翻越了立法院大樓周圍的圍欄。近七年後,對美國國會大廈的佔領,僅持續了幾個小時,但卻成為美國歷史上最具分裂性的事件之一。二者相比之下,「318」(又稱太陽花)佔領運動持續的時間是它的一百倍(超過三周),而且,抗議者的要求最終在很大程度上被接受,進而達成共識;這場運動導致了政權的更迭和新興政黨的崛起。

或許最重要的是,這場運動促使政治發生了更深刻、更持久的轉變。這場運動贏得了當時政府的尊重,閣員紛紛開始招募青年顧問,向年輕世代和公民社會學習。其中一位特別積極主動的政務委員蔡玉玲,也是世界上首批致力於數位參與的閣員,招募了本書作者之一,開始了公共服務之旅,隨後在 2016 年擔任政務委員,並於 2022 年成為首任數位發展部長。

在這些事件發生近十年後,本書的另一位主要作者訪臺,見證了 2024 年 1 月 13 日舉行的臺灣大選。作為世界「選舉年」的開端,全球投票人數將超過以往任何一年,緊隨「AI 年」之後,GPT 等生成式模型突然進入公眾視野。許多人認為,這些模型將放大資訊操弄與境外威權勢力的干預。這次大選似乎就是一個試驗案例,對手比世界上任何地方都更加協調一致、資金更加充足,而且只針對一小部分人[5]。當晚,當另一位作者走在臺北街頭,他看到這種攻擊不乏可利用的分歧。在執政的民進黨集會上,他發現沒有一面官方旗幟,只有島嶼、政黨標誌性的綠色標語牌,和偶爾出現的彩虹旗🏳️‍🌈。在野的國民黨集會上,作者只看到了中華民國國旗🇹🇼。 這讓他想像到,如果美國民主黨人揮舞的是歷史悠久的英國國旗,而共和黨人揮舞的是星條旗,那麼美國國內的分裂會有多麼極端。

然而,儘管存在這些極端的分歧,運用部分因佔領運動而發展起來的技術,2024 年的選舉已成為全球的積極典範。遭到境外威權勢力反對的政黨候選人表現優於民意調查,選舉結束後風平浪靜,顯示社會基本達成了共識。這種利用技術和社會組織,將大相徑庭的態度引向共同進步的能力,在太陽花運動後的十年工作中體現得淋漓盡致。然而,它卻有著更深遠的歷史淵源,這些淵源來自不同的起點,又彙聚到數位民主的關鍵十年。

臺灣的歷史脈絡

民進黨和國民黨所強調的各異身份,對應著「這個地方是什麼」的不同側面和想像。這與臺灣島名的另一種詞源產生了共鳴:西拉雅語「tayw-an」意為「人-土地」。對於國民黨(常被稱為「藍營」)來說,臺灣的特色是大部分人都說漢語,包括華語、台語和客語。有些人甚至認為,比起中华人民共和国(以下簡稱為簡體「中国」),臺灣在民族史上更「華」,80% 以上的人以華語為主要語言(中国為 70%),40% 以上的人信奉道教等傳統宗教(中国不到 20%),憲法基於三民主義(下文將介紹)而非外來的馬克思主義。然而,對於那些受民進黨(通常被稱為「綠營」)觀點影響的人來說,臺灣是歷史多元、跨文化的島嶼,在清朝統治下作為邊疆只經過了兩個世紀,如今應該成為自主決定其未來的中心。因此,為了理解這些分歧,我們必須簡要追溯這座島嶼和民國政府的歷史。

臺灣的歷史,是一場關於爭議空間的故事,在每個轉折處都有戰爭、叛亂、殖民者、去殖民化,以及國家獨立的敘事。如同南海許多島嶼一樣,臺灣原住民族在殖民擴張中遭遇了諸如西班牙、日本、和荷蘭等帝國的勢力。到了十七世紀,荷蘭人在島嶼的南部定居,而西班牙人則定居在北部;這兩處定居點均為貿易港口,同時大部分的島嶼由於地形險峻及原住民對殖民統治的激烈抵抗,仍然難以接近。[6]

南海商人(或海盜,取決於你如何遇見他們),來自日本、中國及東南亞,也在島上定居或使用港口。1662 年,鄭成功,又名國姓爺,在公開反抗新成立的清朝(1644-1911)時,強行驅逐了荷蘭人,從他們在南部的權力中心撤離,並繼續在臺灣對抗清朝[7]。到了 1683 年,由鄭氏領導的叛亂被打敗,臺灣名義上歸於清朝控制。

兩百多年後的 1895 年,清朝在中日甲午戰爭中戰敗,引發了兩起決定臺灣現代歷史的事件。首先,清朝將臺灣及其周邊島嶼割讓給日本,標誌著日本對臺灣長達半個世紀的殖民統治的開始。其次,這次戰敗推動了民族主義的興起,在 1912 年創建了中華民國。[8]我們必須在這些線索出現分歧時,分別加以追蹤。

在臺灣,日本佔領標誌著民主運動的開始。臺灣巡撫唐景崧利用領導層更迭的機會,建立了獨立的「臺灣民主國」,但在這個面積為 3.6 萬平方公里的島嶼上,該共和國又遭到鎮壓,導致 12,000 人喪生。在日本的殖民統治期間,「同化」政策再次嘗試將臺灣人納入日本的文化和語言體系中。日本帝國的政策旨在徹底整合語言、政府結構、城市建設,以及臺灣精英和知識分子的教育與日本相融合,包括將許多人帶到日本接受教育。

儘管日本帝國投入了巨大的努力和資金,臺灣的抵抗意識和身份認同仍然存在。不同的族群被視為「文明」程度有別;一個族群被認為越不文明,日本政府對其治理就越嚴厲和暴力,從而為居住在日本控制下的原住民、閩南人和客家人創造了截然不同的經歷。[9]

20 世紀初,全球反殖民運動的興起、日本國內的大正民主改革,為臺灣的知識份子和活動家提供了自決的思想基礎。1935 年舉行的地方選舉,將一小部分擁有財產的男性納入選舉人行列,至少讓臺灣精英首次嘗到了民主參與的滋味,鼓勵他們追求更大的自主權和表達權。[10]

三民主義與民主理想

在臺灣海峽對岸,一位年輕的、在美國接受教育的基督徒醫師和社運人士孫中山,同樣受到清朝敗於日本之手的影響,走上了革命民主的道路,但原因卻截然不同。孫中山和他的「興中會」認為清朝無法改革,領導了一系列起義,但都沒有成功,他因此流亡日本,在那裡(像臺灣人一樣)吸收了新生的民主改革思潮。受日本、基督教、美國以及儒家傳統的影響,孫中山於 1905 年提出了「三民主義」,為後來的民國官方思想奠定了基礎。

第一是民族主義,通常被翻譯為「nationalism」。不過,也許更值得注意的是它對五族共和的強調,這體現在民國最初的國旗上[11],其中包括當時各主要民族的顏色。其二是民權主義,通常譯為「democracy」,表述為選舉權、罷免權、創制權和複決權的組合,以及五權(歐洲傳統的立法權、行政權和司法權,加上儒家傳統的監察權和考試權)的劃分。

第三是民生主義,通常譯為「socialism」,借鑑了多種經濟哲學,包括美國政治經濟學家亨利・喬治(Henry George)的思想,他以倡導地權平等、反壟斷立場和支持合作事業而著稱。我們將在本書的下一部分更廣泛地討論這些概念。

運用這些思想,孫中山從外國盟友和世界各地的僑民那裡獲得了國際支持,他與盟友最終在 1911 年推翻了清朝,並於 1912 年建立民國。儘管取得了初步成功,但內部衝突很快迫使他再次流亡,隨後又捲入內戰。1919 年,他成功集結力量,創建了國民黨。

這一年,他還遇到了另一位對民國思想產生重要影響的人,約翰・杜威(John Dewey)。他是亨利・喬治的弟子,當時來華訪問,部分原因是想了解喬治的思想如何在社會範圍內得以實現。杜威可能是最受人尊敬的美國哲學家,也是全球最受人尊敬的民主教育家和哲學家之一。杜威的「實用主義」民主理論(他的學生胡適譯為「實驗主義」)與民國早期不確定和探索性的氛圍產生了共鳴,我們將在本書的下一部分詳細討論這一理論。

一方面,這種流動的、實驗性的和新興的方法,與在反對清朝和軍閥統治的民主派中流行的道家傳統,有許多共同之處。[12]另一方面,與許多更具帝國主義色彩的外國觀察家不同,杜威主張民國走自己「合作解決問題」之路,以此作為現代實驗示範學校的軸心。這促使杜威成為民國與西方(尤其是美國)之間的橋樑,他在華舉辦了 200 多場講座,同時每月為《新共和》等新興媒體撰寫專欄,介紹自己的經驗。在這個過程中,他協助建立了民國與美國之間深厚而持久的聯繫。

與此同時,俄國革命的成功,也為此前處於邊緣地位的中國共產黨帶來了財政支援和軍事訓練。雖然啟發孫中山的社會主義觀點與馬克思主義不同,但他還是與共產黨結盟,以統一中國。這一努力在孫中山於 1925 年逝世時幾近成功,孫中山也因此成為國民黨人心目中的「國父」和共產黨人心目中的「革命先行者」。

然而團結的時刻是短暫的,在接下來的二十年中,共產黨(在毛澤東領導下)和國民黨(在蔣介石領導下)交替進行內戰,並結盟對抗軍閥和日本佔領者,直到 1945 年日本最終戰敗。共產黨人和國民黨人,都把絕大多數精力集中在爭取民族解放和相互對立的鬥爭上,對臺灣問題考慮不多。然而,毛澤東曾經支持臺灣成為一個獨立的共產主義國家,就像他希望朝鮮和越南成為獨立的共產主義國家一樣,而蔣介石(幾乎是事後才想到的)則要求在戰後將臺灣連同以前被日本佔領的其他領土(包括滿洲)一起歸還。

二戰後的臺灣

抗戰結束後,蔣介石名義上擔任「中華民國國民政府主席」,因此在日本戰敗後從盟國手中接收了臺灣。這一變化最初受到了臺灣人民的歡迎,他們受到了孫中山民主理想的鼓舞[13]。但雖然報紙和期刊上關於民主的思想討論十分活躍,民國統治下的現實卻並非如此。二戰結束後,內戰隨即爆發,在此期間,腐敗叢生的民國政府日益將戰敗的怒火發洩到其牢牢控制的臺灣地區,最終導致了 1947 年 2 月 28 日的事件;數萬人隨後喪生[14]

1949 年,蔣介石被共產黨擊敗,帶著民國 200 萬軍民遷往臺灣,宣佈臺灣成為「自由中國」的家園,同時對 800 萬主要講台語和客語的本土人口實施戒嚴,這就是後來的「白色恐怖」。蔣介石作為獨裁者,將民國對外定位為中國的真正代表。對內,臺灣人民經歷了外來政權的暴力,這個政府迅速控制了臺灣島,並開始系統、無情地鎮壓任何臺灣身份的跡象。[15]

與此同時,以三民主義為官方意識形態的政府,開始播下許多社會改革的種子,這些種子最終將在臺灣的民主運動中萌芽。由於蔣介石與臺灣島內及其地方精英並無聯繫,因此能夠實施農村土地改革,包括在 1949 年減租至 37.5%、在 1951 年釋放公有土地,以及在 1953 年的「耕者有其田」政策中拆分私有土地。1977 年,這一政策擴大到徵收喬治主義土地增值稅,具體細節我們將在下文介紹。許多學者認為,這些改革共同奠定了平等主義的經濟基礎,對臺灣後來的社會和經濟發展至關重要。[16]

三民主義的另一個特點,是對合作事業的重視。《中華民國憲法》第 145 條規定:「國家對於私人財富及私營事業,認為有妨害國計民生之平衡發展者,應以法律限制之。合作事業應受國家之獎勵與扶助。國民生產事業及對外貿易,應受國家之獎勵、指導及保護。」這種對產業合作社和參與式生產的支持,雖然受喬治主義思想影響,但也在很大程度上,借鑒了日本殖民統治時期發展起來的農業和工業合作傳統,並進一步受到愛德華・戴明等美國思想家的影響,他任職於美國佔領日本期間,強調賦予一線工人對於改善生產方式的授權[17]

上述這些影響,共同促進了臺灣民間和合作部門(統稱第三部門)的蓬勃發展,這對臺灣的產業和政治未來至關重要。此外,憲法與歷史上對貿易的重視,以及對支持出口的基礎設施的公共投資,也推動了臺灣的崛起。到了 1970 年代,臺灣已成爲西方先進技術零組件的主要供應者。

臺灣的教育體系,同樣受到了民國早期思想的影響,胡適與國民黨一起逃到了臺灣,他有時與國民黨不和。作為國家研究機構中央研究院的院長和著名知識份子,胡適對臺灣教育體系的發展產生了核心影響。他將儒家傳統與杜威的實用主義、平等主義和民主主義融為一體,協助臺灣擁有成為令世界羨慕的教育制度,在一系列基準的世界排行榜上名列前茅。[18]

民主的到來

1960 年代,與美國民權運動同步,爆發了反對國民黨和蔣介石的民主訴求,要求臺灣獨立和建立真正的民主政府。出生於臺灣的國立臺灣大學教授彭明敏(1921-2022)和他的兩名學生謝聰敏、魏廷朝發表了《臺灣自救宣言》,呼籲建立自由、獨立的臺灣,譴責蔣介石是非法政權。[19]儘管彭明敏被捕並逃往瑞典,隨後在美國流亡了 22 年,但該宣言引發了全國性的對話,進一步刺激了民主宣導者要求參加全國選舉。

在白色恐怖統治下,聯合國是中華民國早期身份的核心,因為它不僅是聯合國的創始國之一,也是安理會中唯一的亞洲常任理事國。這一突出的國際角色是對中国政權的主要刺激,使其無法參與國際事務,並導致中共改變立場,從支持臺灣獨立轉變為以征服臺灣為意識形態重點。然而,由於美國試圖遏制其在越南的失敗,理查・尼克森總統秘密尋求與中国和解,包括支持阿爾巴尼亞在 1971 年 10 月 25 日聯合國大會上提出的第 2758 號決議,該決議將對中華民國的承認轉給了中国,並最終促成了尼克森在 1972 年對中国的訪問。結果,中華民國「退出」了聯合國,改變了其身份和國際地位。

一方面,這種國際退出,極大地限制了民國的國際活動範圍,以及其參與經濟和貿易活動的能力。此外,這也導致美國和大部分非共產主義國家,從無條件與民國結盟的立場,轉變為謹慎的利益平衡和模棱兩可的立場,既要防止中国對臺灣施暴,但又採取認識到其「一個中国」立場的政策。

對內而言,這種身份的轉變削弱了白色恐怖的大部分理由,因為全球支援「動員勘亂」戰爭的前景黯淡,也削弱了「自由中國」這一令人嚮往的身份。因此,一方面是日益平等、第三部門驅動、教育程度不斷提高的民眾,另一方面是專制鎮壓的國家,這兩者之間的矛盾變得越來越難以克服,尤其是隨著 1970 年代工會和民間政治團體的發展,以及蔣介石的去世。本書作者之一的父母的經歷,就很好地說明了這些趨勢:作為社區大學和消費者合作運動的先驅,他們受益於民國憲法中對合作事業的支持。然而,作為新聞工作者,他們報導並幫助支援那些受到國家鎮壓的人,例如在 1979 年的高雄事件中,遭到監禁的政治反對派領導人,為民主化奠定了基礎。

臺灣在國際上的弱勢地位,也使得在白色恐怖期間被流放的持不同政見者,對蔣介石的兒子和繼任者蔣經國,施加了越來越大的壓力。1980 年代,年輕的蔣經國領導下的臺灣自由化創造了環境,民主行動、抗議、散文、歌曲和藝術反映了人們對大選日益增長的信念。那些呼籲民主的人仍被流放或監禁,但他們的親朋好友開始競選地方和國家政治職位[20]

充滿活力的民主世代

1984 年,蔣經國選擇李登輝(1923-2020)作為首位在臺灣出生的副總統。這一選擇標誌著臺灣政治格局的改變,並開始就民國政府的民主改革進行認真的談判[21]

李登輝於 1988 年就任總統,並迅速進行了一系列民主改革,要求總統直選,並將國家主權賦予民國的「自由地區人民」(居住在臺灣諸島上的人)。這使他在 1996 年成為第一位直選總統,就在比爾・蓋茲的「網際網路浪潮」備忘錄預示著網際網路時代主流到來的幾個月後。

此時,臺灣已經躋身於世界上技術最密集的出口經濟體之列,這股浪潮以與民主化相同的力量席捲了臺灣的經濟和社會。因此,在臺灣,網際網路和民主是一對連體嬰。四年後,隨著藍營的分裂,民進黨首任總統陳水扁以微弱優勢贏得選舉。八年後的 2008 年,國民黨重返執政,藍營的「自由中國」願景和綠營的「島國」願景交替出現,形成了臺灣的政治格局。

然而,儘管這種深刻而持久的分歧引發了太陽花運動,但彼此的觀點間也有明確的重疊共識:

  1. 多元主義:藍綠兩派的故事都相當強調多元主義。對藍營而言,這包括當代與傳統文化(例如故宮文物)的兼容並蓄,強調民國作為文化傳承者和領導者的角色;而綠營則關注以定居臺灣者為主體,所衍伸的自主發展路徑,包括原住民、日本人、福建人、客家人、西方人和新移民的多元脈絡。
  2. 外交策略:為了處理好與中国之間充滿挑戰的關係,兩者都必須圍繞美國和其他盟國的安全態勢、中華民國與臺灣的含義以及「獨立」概念,採取一系列複雜而微妙的公開立場。
  3. 民主自由:民主與自由,都是兩種意識形態的核心。對綠營而言,這些理念是臺灣戰勝白色恐怖和中国威權的核心號召。對藍營來說,這些理念是三民主義的核心,因此在他們看來,是民國領導層必須重視的品質。
  4. 反對專制:兩者都對中国日益增長的專制主義深感憂慮,尤其是在過去十年中,隨著「一國兩制」方案在香港的失敗。
  5. 出口導向:兩黨都慶祝作為商業出口國所取得的成功,同時也將輸出思想和文化的能力視為未來的核心。對藍營來說,這更側重於影響中国,使其更像臺灣,而對綠營來說,這側重於在「自由世界」中贏得尊重,而臺灣需要這種尊重來保衛自己。

除了意識形態上的重合,雙方都受益於臺灣在全球電子產業中扮演的核心角色,並沉浸其中。作為半導體和智慧手機供應鏈的中心,以及世界上最快的網際網路[22],沒有哪個國家比臺灣更徹底地沉浸在數位世界中。

如此重疊共識的結合,包括多元主義、複雜、自由、面向世界的民主,以及能輕易獲得數位工具,來協助駕馭由此產生的岐異,讓臺灣成為全球數位民主的典範。


  1. 本書英文版將「中華民國」意譯為「a transcultural republic of citizens」。 ↩︎

  2. https://db.cec.gov.tw/ElecTable/Election?type=President ↩︎

  3. https://www.pewresearch.org/religion/2014/04/04/global-religious-diversity/ ↩︎

  4. https://www.economist.com/graphic-detail/coronavirus-excess-deaths-tracker ↩︎

  5. “Disinformation in Taiwan: International versus Domestic Perpetrators,” V-Dem, 2020. https://v-dem.net/weekly_graph/disinformation-in-taiwan-international-versus ↩︎

  6. Teng, Emma. Taiwan's Imagined Geography: Chinese Colonial Travel Writing and Pictures, 1683-1895.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2004, 33. ↩︎

  7. Teng, Taiwan's Imagined Geography, 1-2. ↩︎

  8. Zhao, Suisheng (2023). The dragon roars back : transformational leaders and dynamics of Chinese foreign policy. Stanford,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p. 132. ↩︎

  9. Jacobs, J. Bruce. Democratizing Taiwan, Boston: BRILL, 2012, 22. ↩︎

  10. Esarey, Ashley. “Overview: Democratization and Nation Building in Taiwan” in Taiwan in Dynamic Transition: Nation Building and Democratization. Edited by Thomas B. Gold,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2020, 24 ↩︎

  11. https://commons.wikimedia.org/wiki/File:Flag_of_China_(1912%E2%80%931928).svg ↩︎

  12. Shusterman "Pragmatism and East Asian Thought" ↩︎

  13. Louzon Victor. “From Japanese Soldiers to Chinese Rebels: Colonial Hegemony, War Experience, and Spontaneous Remobilization during the 1947 Taiwanese Rebellion.”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77, no. 1 (2018): 168. ↩︎

  14. Hsu, The Construction of National Identity, 48. ↩︎

  15. Hsu, The Construction of National Identity, 71. ↩︎

  16. Studwell How Asia Works ↩︎

  17.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日本的工業基礎設施遭到嚴重破壞,產品品質不佳。在這樣的背景下,戴明於 1950 年受到日本科學技術聯盟(JUSE)的邀請。他引入了統計過程控制(SPC)和 PDCA(計劃 - 執行 - 檢查 - 行動)循環,強調持續改進(改善)和員工參與的重要性。他的原則受到日本汽車業,尤其是豐田的青睞,並成為豐田生產系統(TPS)不可或缺的一部分。1990 年,詹姆斯·P·沃麥克等人出版了《改變世界的機器》,分析了豐田生產系統,並將「精益生產」介紹給全球。2011 年,創造了「精實創業」一詞的埃里克·里斯,汲取了精益生產原則的靈感,應用在創業領域中。 ↩︎

  18. https://taiwantoday.tw/news.php?unit=12,29,33,45&post=22731 ↩︎

  19. Esarey "Democratization and Nation Building in Taiwan" in Taiwan in Dynamic Transition, 28. ↩︎

  20. Esarey, "Democratization and Nation Building in Taiwan" in Taiwan in Dynamic Transition, 31. ↩︎

  21. Prof Jeffrey Jacobs "Democratising Taiwan"(Boston: Brill, 2012), 62. ↩︎

  22. https://www.taiwannews.com.tw/en/news/502544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