玉山視野

婆娑之洋，美麗之島；
公民之國，在花之中。^[1]

站在東亞最高峰玉山的山頂，不僅能俯瞰臺灣的樣貌，還能深刻感受到這座多山的小島國如何成為全球的交會點。臺灣，位於歐亞板塊和太平洋板塊的交匯處，地質斷層不僅年年推升著玉山，也時常引發地震，然而嚴格的建築規範保護了居民的安全。同時，臺灣的多元文化、歷史和價值觀的融合碰撞造就了一個繁榮、創新的社會，與臺灣社會緊密相連的數位創新更是成功地保護這片土地，使其免於兩極分化

如今，臺灣選民投票率超過 70%^[2]，宗教多樣性位居世界第二^[3]，先進晶片供應能力佔全球 90%。臺灣成功突破了地理限制，展現民主社會與區域及世界合作的韌性。

在沒有任何封城措施的情況下，臺灣躋身Covid-19 全球死亡率最低的國家之列，並在疫情期間實現高速的經濟成長，顯示了臺灣資訊社會多元精神的成果。無論是口罩地圖還是社交距離 APP，都是促進多元協力的技術並深植於人們的日常生活之中。^[4]

交會之地

臺灣名稱的起源之一來自原住民族西拉雅語「Tavoan」，意即「交會之地」。臺灣被認為是西元前兩千年玻里尼西亞航海家千里之行的起點，可謂是地球上任何地方都無法比擬的遠距離合作的發源地。這個島嶼的故事受到原民文化、殖民勢力以及來自該地區和世界的政治意識形態的影響，故事的核心是關於在「這個地方是什麼」以及「它能成為什麼」的不同概念之間，持續不斷的衝突和共同創造。在不斷動盪的歷史中，這種喧鬧而豐富的衝突形成了獨特的民主形式。

本書的主要作者之一有過兩次戲劇性的個人經歷，這些經歷說明了這個獨特的文化和政治背景。2014 年 3 月 18 日，受到全球「占領」運動的啟發，臺灣一群對於與北京達成服務貿易協定的內容與程序感到不滿的學生，最終翻越了立法院大樓周圍的圍欄。在將近七年之後，美國國會大廈也被示威者占領，雖然僅持續數個小時，但已是美國歷史上最具爭議性的事件之一。相比之下，臺灣的「318」占領運動（又稱太陽花運動）。持續的時間是前者的一百倍（逾三週），而且抗議者的要求最終在很大程度上被接受，進而達成共識，這場運動也導致了政權的更迭和新興政黨的崛起。或許最重要的是，這場運動促使政治發生了更深刻、更持久的轉變。這場運動贏得了當時政府的尊重，閣員紛紛開始招募青年顧問、向年輕世代和公民社會學習。其中一位特別積極主動的政務委員名叫蔡玉玲，她也是世界上首批致力於數位參與的閣員，她推薦了本書作者之一，使其開始了公共服務之旅。本書作者之一隨後在 2016 年擔任政務委員，並於 2022 年成為首任數位發展部部長。

在這些事件發生近十年後，本書的另一位主要作者訪臺，見證了 2024 年 1 月 13 日舉行的臺灣大選。作為世界「選舉年」的開端，全球投票人數將超過以往任何一年，緊隨「AI 年」之後，GPT 等生成式模型突然進入公眾視野。許多人認為，這些模型將放大資訊操弄與境外威權勢力的干預。這次大選似乎就是一個試驗案例，對手比世界上任何地方都更加協調一致、資金更加充足，而且只針對一小部分人^[5]。當晚，當另一位作者走在臺北街頭，他看到這種攻擊不乏可利用的分歧。在執政的民進黨集會上，他發現沒有一面官方旗幟，只有島嶼、政黨標誌性的綠色標語牌，和偶爾出現的彩虹旗🏳️‍🌈。在野的國民黨集會上，只看到了中華民國國旗🇹🇼。這讓他想像到，如果美國民主黨人揮舞的是歷史悠久的英國國旗，而共和黨人揮舞的是星條旗，那麼美國國內的分裂會變得多麼極端。

然而，儘管存在這些極端分歧，運用部分因占領運動而發展起來的技術，2024 年的選舉已成為全球的積極典範。遭到境外威權勢力反對的政黨候選人表現優於民意調查，選舉結束後社會氛圍平靜，顯示社會基本達成了共識。這種利用技術和社會組織將大相徑庭的態度引向共同進步的能力，在太陽花運動後的十年工作中體現得淋漓盡致。然而，它卻有著更深遠的歷史淵源，這些淵源來自不同的起點，又匯聚到數位民主的關鍵十年。

臺灣的歷史脈絡

民進黨和國民黨所強調的各異身分，對應著「這個地方是什麼」的不同面向和想像。這與臺灣島名的另一種詞源產生了共鳴，即西拉雅語「tayw- an」，意指「人－土地」。對於國民黨（常被稱為「藍營」）來說，臺灣的特色在於大部分人都使用漢語，包括華語、台語和客語。有些人甚至認為，相較於中華人民共和國（以下簡稱中國），臺灣在民族史上更具「華」的特色，因為 80%以上的人以華語為主要語言（ 中國為 70%），40% 以上的人信奉道教等傳統宗教（中國不到20%），憲法基於三民主義（下文將介紹）而非外來的馬克思主義。然而，對於那些受民進黨（通常被稱為「綠營」）觀點影響的人來說，臺灣是歷史多元、跨文化的島嶼，在清朝統治下作為邊疆只經過兩個世紀，如今應該成為自主決定未來的中心。因此，要理解這些分歧，我們必須簡要追溯這座島嶼和民國政府的歷史。

臺灣的歷史是一個關於爭議空間的故事，在每個轉折處都有戰爭、叛亂、殖民者、去殖民化，以及國家獨立的敘事。如同南海許多島嶼一樣，臺灣原住民族在殖民擴張中遭遇諸如西班牙、日本和荷蘭等帝國的勢力。到了十七世紀，荷蘭人在島嶼的南部定居，而西班牙人則定居在北部。這兩處定居點均為貿易港口，但由於地形險峻，加上原住民對殖民統治的激烈抵抗，島上大部分地區仍然難以深入。^[6]

南海商人（或海盜，取決於當時遭遇他們的狀況）來自日本、中國及東南亞，也在島上定居或使用港口。1662 年，鄭成功（又名國姓爺）公開反抗新建立的清朝（1644-1911），強行將荷蘭人從南部的權力中心驅離，並在臺灣持續發起反抗清朝的運動。^[7] 1683 年，清朝擊敗鄭氏領導的叛亂，自此臺灣名義上歸於清朝控制。兩百多年後的 1895 年，清朝在甲午戰爭中戰敗，引發了兩起決定臺灣現代歷史的事件。首先，清朝將臺灣及其周邊島嶼割讓給日本，標誌著日本開始對臺灣長達半個世紀的殖民統治。其次，這次失敗推動了創建中華民國的民族主義興起。^[8] 我們必須分別追蹤每一線索的分歧。

在臺灣，日本占領標誌著民主運動的開始。臺灣巡撫唐景崧利用領導層更迭時期建立了一個獨立的「臺灣民主國」，然而遭到鎮壓，造成在這個面積 3.6 萬平方公里的島嶼上導致 12,000 人喪生。在日本殖民統治期間，他們實行了「同化」政策，試圖將臺灣人納入日本的文化和語言體系中。日本帝國的政策旨在將語言、政府結構、城市建設，以及臺灣菁英和知識分子的教育與日本徹底融合，甚至包括讓許多臺灣人到日本接受教育。

儘管日本帝國投入了大量努力和資金，臺灣的抵抗意識和身分認同仍然存在。不同族群被視為「文明」的程度有所差別，日本政府對待他們的態度也各有不同。一個族群被認為越不文明，日本政府對其治理就越嚴厲和暴力，對於受其控制的原住民、閩南人和客家人來說，經歷截然不同。^[9] 二十世紀初，全球反殖民運動的興起、日本國內的大正民主改革，為臺灣的知識分子和活動家提供了自決的思想基礎。1935 年舉行的地方選舉，將一小部分擁有財產的男性納入選舉人行列，這對臺灣菁英來說首次嘗到民主參與的滋味，也鼓勵了他們追求更大的自主權和表達權。^[10]

三民主義與民主理想

在臺灣海峽對岸，年輕、接受過美國教育的基督徒醫師和社運人士孫中山，同樣受到清朝敗於日本之手的影響，走上了革命民主的道路，但動機卻截然不同。孫中山和他的「興中會」認為清朝無法改革，領導了一系列起義但都沒有成功，他因此流亡日本。在那裡，他也像被派往日本接受教育的臺灣菁英一樣，吸收了新興的民主改革思潮。孫中山受到日本、基督教、美國影響，並奠基於儒家傳統，在 1905 年提出了「三民主義」，成為後來民國官方思想（與國歌）的基礎。

其中，第一個原則是民族主義。然而，更值得注意的是，它強調了民族多元性（五族共和），這反映在民國最初的國旗設計上，^[11] 其中包括當時各主要民族的顏色。第二個原則是民權主義，表述為選舉權、罷免權、創制權和複決權的組合，以及五權（歐洲傳統的立法權、行政權和司法權，加上儒家傳統的監察權和考試權）的分立。第三個原則是民生主義，借鑑了多種經濟哲學，包括美國政治經濟學家亨利．喬治（Henry George）的思想，他以倡導地權平等、反壟斷立場和支持合作事業而著稱。我們將在本書的下一部分更廣泛地討論這些概念。

運用這些思想，孫中山獲得了外國盟友和世界各地僑民的國際支持，他與盟友最終在 1911 年推翻了清朝，並於 1912 年建立了中華民國。儘管取得了初步成功，但內部衝突很快地迫使他再次流亡，隨後又捲入內戰。1919 年，他成功集結力量，創建了中國國民黨。

這一年，孫中山還遇到了另一位對中華民國思想產生重要影響的人，亨利．喬治的弟子約翰．杜威（John Dewey）。他當時到中國訪問，部分原因是想了解喬治的思想如何在社會範圍內得以實現。杜威可能是最受人尊敬的美國哲學家，也是全球最受尊敬的民主教育家和哲學家之一，他的「 實用主義 」 民主理論（“pragmatic” theory of democracy，他的學生胡適譯為「實驗主義」）與民國早期不確定和探索性的氛圍產生了共鳴，我們將在本書的下一部分詳細討論這一理論。

一方面，杜威這種流動、實驗性和新興的方法與反對清朝和軍閥統治的民主派中流行的道家傳統有許多共同之處。^[12] 然而，與許多更具帝國主義色彩的外國觀察家不同，杜威主張中華民國應該走自己的路，以「合作解決問題」作為現代實驗示範學校的軸心。這促使杜威成為中華民國與西方（ 尤其是美國） 之間的橋樑，他在中國舉辦了兩百多場講座，同時每月為《新共和》（The New Republic）等新興媒體撰寫專欄介紹自己的經驗。在這個過程中，他協助建立了民國與美國之間深厚而持久的聯繫。

與此同時，俄國革命的成功也為此前處於邊緣地位的中國共產黨帶來了財政支持和軍事訓練。雖然啟發孫中山的社會主義觀點與馬克思主義不同，但他還是與共產黨結盟以統一中國。這項努力在孫中山於 1925 年逝世時幾乎成功了，他也因此成為國民黨的「國父」和共產黨人心中的「革命先行者」。

然而，團結的時刻是短暫的，在接下來的二十年裡，共產黨（在毛澤東領導下）和國民黨（在蔣介石領導下）交替進行內戰，並結盟對抗軍閥和日本占領者，直到 1945 年日本最終戰敗。共產黨人和國民黨人都把絕大多數精力集中在爭取民族解放和相互對立的鬥爭上，對臺灣問題考慮不多。不過，毛澤東曾經支持臺灣成為一個獨立的共產主義國家，就像他希望朝鮮和越南成為獨立的共產主義國家一樣，而蔣介石（幾乎是事後才想到的）則要求在戰後將臺灣連同以前被日本占領的其他領土（包括滿洲）一起歸還。

二戰後的臺灣

抗戰結束後，蔣介石名義上擔任「中華民國國民政府主席」，因此在日本戰敗後從盟國手中接收了臺灣。這一變化最初得到臺灣人民的歡迎，他們受到了孫中山民主理想的鼓舞。^[13] 然而，雖然報紙和期刊上關於民主的思想討論十分活躍，中華民國統治下的現實卻並非如此。二戰結束後，內戰隨即爆發，在此期間，腐敗叢生的民國政府日益將戰敗的怒火發洩到其牢牢控制的臺灣地區，最終導致了 1947 年 2 月 28 日的事件，數萬人因此喪生。^[14]。1949 年，共產黨勝利，蔣介石帶著中華民國兩百萬軍民遷往臺灣，宣布臺灣成為「自由中國」的家園，同時對臺灣地區實施戒嚴，也就是後來的「白色恐怖」。作為獨裁者，蔣介石將中華民國對外定位為中國的真正合法代表。在島內，臺灣人民經歷了外來政權的暴力，這個政府迅速控制了臺灣島，並開始系統性地、無情地鎮壓任何臺灣身分的跡象。^[15]

與此同時，以三民主義為官方意識形態的政府開始播下許多社會改革的種子，這些種子最終在臺灣的民主運動中萌芽。由於蔣介石與臺灣島內及其地方菁英缺乏聯繫，因此得以實施農村土地改革，包括在 1949 年減租至 37.5%、在 1951 年釋放公有土地，以及在 1953 年的「耕者有其田」政策中拆分私有土地。1977 年，這一政策擴大到徵收喬治主義土地增值稅，具體細節我們將在下文介紹。正如許多學者認為的，這些改革共同奠定了平等主義的經濟基礎，對臺灣後來的社會和經濟發展至關重要。^[16]

而三民主義的另一個特點是對合作事業的重視，這一點明載於《中華民國憲法》第 145 條規定：「國家對於私人財富及私營事業，認為有妨害國計民生之平衡發展者，應以法律限制之。合作事業應受國家之獎勵與扶助。國民生產事業及對外貿易，應受國家之獎勵、指導及保護。」這種對產業合作社和參與式生產的支持雖然受喬治主義思想影響，但也在很大程度上借鑑了日本殖民統治時期發展起來的農業和工業合作傳統，並進一步受到愛德華．戴明（Edward Deming）等美國思想家的影響，他在任職於美國占領日本期間強調賦予一線工人權力以提供生產。^[17]。

上述因素共同促進了臺灣民間和合作部門（統稱為第三部門）的蓬勃發展，對臺灣產業和政治的未來至關重要。此外，憲法與歷史上對貿易的重視，以及對支持出口的基礎設施的公共投資，也推動了臺灣的崛起。到了 1970 年代，臺灣已成爲西方先進技術零組件的主要供應者。臺灣的教育體系同樣受到民國早期思想的影響，胡適與國民黨一起逃到了臺灣，儘管他與國民黨的理念有時不合。作為國家研究機構中央研究院的院長和著名的知識分子，胡適對臺灣教育體系的發展產生了核心影響。他將儒家傳統與杜威的實用主義、平等主義和民主主義融為一體，協助臺灣擁有一個令世界羨慕的教育制度，在一系列的世界排行榜上名列前茅。^[18]

民主的到來

1960 年代，反對國民黨和蔣介石的民主訴求與美國民權運動同時發生，要求臺灣獨立和建立真正民主政府的呼聲高漲。出生臺灣的國立臺灣大學教授彭明敏（1921-2022）和他的兩名學生謝聰敏、魏廷朝發表了《臺灣自救宣言》，呼籲建立自由、獨立的臺灣，並譴責蔣介石是非法政權。^[19]儘管彭明敏最終被捕並逃往瑞典，隨後在美國流亡了 22 年，但這份宣言引發了全國性的討論，進一步激勵了民主倡議者要求參加全國選舉的聲音。

聯合國對中華民國在白色恐怖時期的早期身分認同至關重要，因為中華民國不僅是聯合國的創始國之一，也是安理會中唯一的亞洲常任理事國。這個顯著的國際角色成為主要刺激中國政權的因素，使中共無法參與國際事務並導致其改變立場，從支持臺灣獨立轉向以征服臺灣為意識形態的重點。然而，由於美國試圖遏制自身在越戰中的失敗，理查． 尼克森（Richard Nixon） 總統祕密尋求與中國和解，包括支持阿爾巴尼亞在 1971 年 10 月 25 日聯合國大會上提出的第 2758 號決議，該決議將對中華民國的承認轉移給中華人民共和國，促成了尼克森於 1972 年訪問中國。最終，中華民國「退出」了聯合國，其身分和國際地位就此改變。

一方面，退出國際組織極大地限制了臺灣的國際活動範圍，也削弱了臺灣參與經濟和貿易活動的能力。這同樣導致美國和大部分非共產主義國家，從無條件與民國結盟的立場，轉變為謹慎的利益平衡和模棱兩可的立場，既要防止中国對臺灣施暴，但又採取認識到其「一個中国」立場的政策。

從內部來看，這種身分的轉變削弱了白色恐怖的大部分理由，因為全球支援「動員勘亂」戰爭的前景黯淡，也破壞了「自由中國」令人嚮往的理想身分。因此，一方面是日益平等、第三部門蓬勃發展、教育程度不斷提高的民眾，另一方面是專制鎮壓的國家，這兩者間的矛盾變得日益難以克服，尤其伴隨著 1970 年代工會和民間政治團體的發展以及蔣介石的去世。本書作者之一的父母的生活經歷清楚展現了這些趨勢，他們作為社區大學和消費者合作運動的先驅，受益於《中華民國憲法》中對合作事業的支持。然而，作為新聞工作者，他們報導並幫助支援那些受到國家鎮壓的人，例如在 1979 年高雄事件中遭到監禁的政治反對派領導人，為民主化奠定了基礎。

臺灣在國際上的弱勢地位也使得在白色恐怖期間流亡的政見異議者，對蔣介石的兒子和繼任者蔣經國施加了越來越大的壓力。1980 年代，年輕的蔣經國領導下的臺灣自由化創造了一個環境，讓民主行動、抗議、文學、歌曲和藝術反映了人們對大選日益增長的信念。那些呼籲民主的人仍被流放或監禁，但他們的親友也開始競選地方和國家政治職位。^[20]

充滿活力的民主世代

1984 年，蔣經國選擇李登輝（1923-2020）擔任首位在臺灣出生的副總統。這一選擇標誌著臺灣政治格局的轉變，並開始針對中華民國政府的民主改革進行認真的談判。^[21] 李登輝於 1988 年就任總統後，迅速推行了一系列民主改革，包括呼籲總統直選，並將國家主權賦予中華民國的「自由地區人民」（居住在臺灣諸島上的人）。這使他在 1996 年成為第一位人民直選產生的總統，而這就在比爾．蓋茲（Bill Gates）的「網際網路浪潮」備忘錄預示著網際網路時代主流到來的幾個月後。

作為全球技術密集型的出口經濟體之一，網際網路浪潮同樣以和民主化相同的力量席捲了臺灣的經濟和社會。因此，網際網路和民主在臺灣就像是連體嬰般相互連結。四年後，隨著國民黨內部的分裂，民進黨首任總統陳水扁以微弱的優勢贏得選舉。八年後的 2008 年，國民黨重返執政，藍營的「自由中國」願景和綠營的「島國」願景交替出現，塑造了臺灣政治的面貌。

然而，儘管這種深刻而持久的分歧促成了太陽花運動的發生，但兩黨立場間卻有著顯著的重疊之處：

1. 多元主義：藍綠兩派的故事都相當強調多元主義。藍營強調當代文化與傳統文化（例如故宮文物）的兼容，以及中華民國作為文化傳承者和領導者的角色；綠營則關注定居在臺灣的各族群，並關注其衍伸的自主發展路徑，包括原住民、日本人、閩南人、客家人、西方人和新移民的多元脈絡。
2. 外交策略：為了應對與中国之間充滿挑戰的關係，兩黨都必須圍繞美國和其他盟國的安全態勢、中華民國與臺灣的涵義以及「獨立」的概念，採取複雜而微妙的公開立場。
3. 民主自由：「民主」與「自由」是兩種意識形態的核心。綠營認為這些理念是臺灣戰勝白色恐怖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威權的核心號召，藍營則將這些理念視為三民主義的核心，認為中華民國領導階層必須對此重視關注。
4. 反對專制：兩黨都對中国日益增長的專制主義深感憂慮，尤其是過去十年「一國兩制」在香港的失敗。
5. 出口導向：兩黨都慶祝臺灣作為商業出口國所取得的成功，並將輸出思想和文化的能力視為未來的核心。藍營更側重於影響中國，使其更像臺灣；而綠營則強調在「自由世界」中贏得尊重，臺灣需要這種尊重來保衛自己。

除了意識形態的重合，雙方都受益於臺灣在全球電子產業中的核心地位。作為半導體和智慧手機供應鏈的中心，並且擁有世界上最快的網際網路，^[22] 因此沒有哪個國家比臺灣更徹底融入於數位世界。這些重疊共識的結合，包括多元主義、複雜、自由、面向世界的民主，可以透過易取得的數位工具來協助解決由此產生的歧異，讓臺灣成為全球數位民主的典範。